1963年4月30日，一艘名为“跃进号”的货轮，满载着1.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出发，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当时，国际形势严峻，西方国家经济上对华严密封锁，中国对外贸易和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困难重重。“跃进号”的建成投产将缓解依靠租用外轮的状况，成为新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宣传这可喜成就，邮电部曾特地发行特种邮票。然而，让满怀期待的国人惊愕的是，刚出发1天，即传来“跃进号”沉没的消息。这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首航即遭沉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5月2日、3日、7日，周恩来四次约见有关人员，谈“跃进号”沉没事件，要求进行严密调查，尽快弄清事情真相。5月12日，他冒着浓雾飞往上海组织现场调查，对海军舰队负责人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为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当甩手掌柜。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他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最终确认货轮系触礁沉没。但事件本身，留给人们太多思索。就在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交通部门还连续发生多起事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系列事故，暴露出了从交通部到所属单位各级领导思想麻痹、工作粗糙、无人负责等多个方面的严重问题。

　　5月24日，周恩来在时任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的报告上批示道：“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

　　5月29日，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专题报告时，对着在座的200多位部长们，周恩来以此为例讲道：“跃进号”货轮的沉没，这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归因在于犯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报告中，周恩来特别把官僚主义提出来进行了解剖。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官僚主义这个问题？

　　古往今来，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周恩来说，一旦犯上官僚主义这个病，那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党是掌握政权的，是掌握实际工作的，人权、财权、物权都在手上。它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了解真实情况，不重视调查研究，不研究党的路线、政策，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钻研具体业务，高高在上，乱发命令，迷失方向，漠视群众的利益，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阻碍，不能贯彻到群众中去。

　　周恩来说，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起足够的注意，不论干部、不论群众，就会慢慢地蜕化下去。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一个人，到了革命意志衰退时，他就消极怠工了，他就满足现状了。其结果，必然就会走到蜕化变质。如果不改的话，如果我们中国的党、中国的干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群众团体，都允许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就如同毛主席常说的，我们党就要变质，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搞不好，我们要亡党、亡头，也就是说，党要亡了，头要掉下来，要把问题提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我们要把官僚主义这个病特别提出来，认识而不是漠视，反对而不是沾染，治疗而不是放任。

　　官僚主义这个病有哪些症状？

　　望闻问切，得了官僚主义的病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周恩来说，官僚主义者有各种表现，总的特征是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而摆出一个官老爷的架子，不以平等待人，拒绝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上闹分散主义，不报告、不汇报，多少事情党中央或者国务院不晓得，常常是由这么来的；对下则滋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闹独立性。

　　具体说来，有这么二十种类型：

　　第一种，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上脱离党的领导，下脱离群众，这是最严重的一种。）

　　第二种，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

　　第三种，无头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

　　第四种，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