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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暑假，全国发生多起青少年溺亡事故。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溺水死亡的人数约5.7万人，其中少年儿童溺亡占56%，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暑期意外伤害致死事故的“头号杀手”。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2022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报告》显示，因溺水造成的伤亡居我国0岁至17岁年龄段首位，1岁至14岁溺水事故比率超40%。

每年5月至10月是全国溺水事故高发时段，防范溺水尤其是青少年溺亡事故，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这其中有哪些痛点难点、顽瘴痼疾？能否找到治本之策？ 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各方。

“缺兵少粮”

基层心有余而力不足

7月24日，世界预防溺水日前一天，正值暑假，河北省行唐县5名初中毕业生溺亡。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高发期。如何做好防溺水工作，让许多基层干部头疼不已。

“防溺水工作很多是让镇、村来落实，但因资金、人员都极为有限，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 ”湖南省嘉禾县行廊镇镇长雷伟军道出基层开展防溺水工作的难点所在。

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防溺水无非是人防、物防加技防。但在人防方面，有基层干部用杯水车薪来形容。“基层本身人就少，工作又千头万绪，面对点多面广的水域，根本巡逻不过来。”这名基层干部表示，他们只能做到对重点水域进行巡查防护“，简直防不胜防”。

我国很多地方水网密布，湖泊、河流点线交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因生产生活需要，大小水塘星罗棋布。天然形成和人工改造的广大水域，让基层想要依靠人力筑牢防溺水防线变得难以实现。

江苏省滨海县坎北街道副主任陆大鹏直言：“样样工作都要下沉到基层一线，防溺水工作也不例外，但社区工作人员太少，想要组建志愿者队伍，又缺少资金。”

正如陆大鹏所言，志愿者队伍可有效缓解基层人手不足压力。但因资金有限，难以招募到志愿者。有的乡镇招募的巡逻人员年龄偏大，专业知识相对匮乏、救援能力不足，且因工资较低，难以全身心投入水域巡护。

“防溺水难点在于，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暑期。孩子脱离学校后，老师管不到、家长顾不上、基层人员少，难免有漏管失控的地方。 ”河南省安阳市应急管理局安委办综合协调科科长李云鹏说。

但社会救援力量也有难处。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防蓝天救援队队员陈锡明坦言，目前开展防溺水工作就是在吃老本，人员都是临时拼凑的，只能做到在重点水域执勤，工作无法大范围铺开。

由于防溺水工作人手不足，有的地方要求老师在周末和暑假到指定水域巡逻。在杭州市翠苑中学周新老师看来，这是滥用师资人力，直接将老师抓“壮丁”，引起诸多老师不满，巡护效果难以保证。

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安全办暑期每天都会派人到河道多的县区巡河，不仅自己垫经费，而且连续值守也让大家疲惫不堪。“人员缺乏和经费不足，导致基层防溺水工作难以抓常抓细。”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开展防溺水“四个一”工程，即设立一块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条安全绳、一根救生杆。但据安徽省涡阳县教育局安全法制股股长韩林调查，这些救生设备和器材占用乡镇经费较大，且需重复购买，资金压力较大。

作为最基本的物防措施，“四个一”工程也只能在重点水域得到落实，在偏远水域以及“网红”景点等，救生设备配备仍难以落地。

贵州省锦屏县应急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很多救生设备缺乏管理维护，常因偷盗、日晒雨淋等导致丢失或损毁。因缺乏资金，安全隔离带和防护栏等物防措施也难以覆盖到每处水域。

当前，少数乡镇自筹经费建设防溺水预警系统。当有人靠近水边时，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并播放警示语。但对于更多乡镇而言，根本无力安装大量的智能化防溺水设备。

“乡村信息化程度较低，对智能设备运用不熟悉，难以利用科技手段助力防溺水工作。”一名村干部感慨，“人防、物防都落实不到位，何来技防一说。应急大喇叭，算吗？”

调查发现，因缺少人员、资金和机制保障，基层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未将防溺水作为一项经常、长期工作来抓， 造成很多基层干部以及群众的防溺水意识依然淡薄。

宣传不深

像“葫芦掉进井里”

屡屡发生的溺水事故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通过加强防溺水宣传教育，不断增强青少年防溺水意识，使其学会与水安全共处，成为自己的守护者，或许是更好的防护方式。

如今，防溺水教育动员大会、主题班会等已成为中小学的常规操作。有的学校周周搞、月月搞、年年搞，但大多“只吃药，不治病”。从实际效果看，有些地方防溺水教育存在“葫芦掉进井里”的情况——看似深入，其实还是浮于表面。

“如何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仍然是防溺水教育的一大难点。”一位农村小学校长直言，学校每年暑假前都会用广播反复宣传，班主任也会多次强调，但学生到底听没听进去“，实在不好说”。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王大郢社区原安监办主任胡正云表示：“悬挂横幅、发放画册、致信家长，老三样宣传方式效果有限。”在他看来，当前防溺水宣传形式较为单一，对中小学生而言，缺乏趣味性、互动性，效果并不理想“，抵达率”远远不够。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刘天放表示，有的防溺水宣传教育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只关注有没有完成宣传教育任务，不关心学生是否记住、是否受到警醒。这导致有的中小学生过耳即忘，甚至活动刚结束，就和同伴相约下水。

调查发现，很多学校往往只重视宣传教育过程的资料收集管理，对于实际效果缺乏跟踪评估。 有的老师对防溺水教育并不是很重视，填鸭式教学、照本宣科式宣传大量存在。

在云南省安宁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副主任贾建荣看来，防溺水工作层层传导的压力，在有的地方已经变成学校和老师的繁重任务。基层教师力量有限，教学任务重，工作推动乏力，导致宣传教育难以做到让学生入脑入心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要让防溺水教育充满趣味、更易于孩子“吸收”，邀请专业队伍进校开展宣传培训不啻为一种有效方式，通过装备展示、实操演练等做到寓教于乐。

但贵州省安顺市消防救援支队的王嘉祥认为，做到寓教于乐并不容易“。有趣有用的防溺水演示，需要学校有游泳池。如果要更直观地感受野泳的危险，需要配备水域装备等，很多学校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王嘉祥说。

“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溺水过程及救援过程，比单纯宣传要好。”陕西省西安市民安应急救援中心的高楠说，有宣传、缺实操，不仅难以让学生将防溺水知识转化为自觉行动，还会导致其在溺水时更加不知所措。

四川省泸县二中城西学校雷勇老师也认为，溺水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是缺少应急演练。“宣传十次不如演练一次。” 雷勇说，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正是很多学校欠缺的。

不少受访人士认为，喜欢玩水是孩子的天性，但其对溺水危险性认识不足，认为学校的宣传是老生常谈、小题大做。一些处在叛逆期的青少年不听从老师、家长叮嘱，禁不住同伴“不会游可以学”的鼓动，或者好面子、逞能，自以为会游泳，对安全教育不以为然。

李云鹏表示，之所以难以触及孩子心灵，还与当前防溺水宣传教育多是典型的“大人”思维有关，缺少从少年儿童视角去认识看待防溺水的宣传内容。 “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给孩子画了一条‘红线’，但越禁止，孩子越好奇、越不听，往往忽视这条‘红线’。”

牵涉面广

难以形成预防合力

不少受访人士表示，防溺水是一场“人民战争”，需各部门密切配合、家校一体化联动、社会面群防群控，共同织牢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目前，防溺水宣传教育以教育部门为主。有的地方把保障学生安全完全当成学校的责任，家庭、政府、村社参与较少，未形成防溺水社会合力。 ”周新说，仅依靠学校，势单力孤，预防效果将大打折扣。

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员林俊炜到很多学校开展过防溺水宣传培训。他坦言，有的学校是把防溺水工作当作任务去完成的，“近百人的报告厅，只有十几二十个学生到场，老师也不旁听，原因是不能耽误课程进度”。

在林俊炜看来，如何引导学校、社区积极配合社会救援力量开展防溺水宣传 ，走进学生、深入群众，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防溺水宣传格局 ，还需要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

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是防范溺水事故的关键。 安阳市教育局调研发现，尽管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系，但因很多家长忙于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家长多外出务工，对老师发送的提醒信息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陕西省西安市民安应急救援中心的张明就曾目睹过惊险一幕：孩子去河边捡飞盘，家长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孩子失足掉下河，幸好救援及时，没有酿成悲剧。张明说：“这起事故与家长失职不无关系。”

安顺市消防救援支队一名消防员表示，很多水域救援案例都暴露出家长麻痹大意的问题，有的家长甚至主动带孩子到陌生水域游玩，安全意识极其淡薄。

常州市民政局发现，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变成了爷爷奶奶。 这类监护人往往难以对孩子形成有效监管， 相关部门通过微信、宣传页等方式对其开展的防溺水宣传也常常石沉大海。

“有的地方只重视面上的应急，忽视了点上的预防，根本就没有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毕节市纳雍县大营村一位村干部表示，对群众宣传不足，群防群控便无从谈起。

诸多受访人士表示，目前防溺水工作未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社会联防联控的局面，工作职责不明确，沟通协调不紧密，考核机制、追责问责制度不健全，难以形成预防合力。

有基层工作人员表示，有的地方习惯性地将防溺水工作交给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甚至有的拿着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直接交给应急管理部门来落实。

安顺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刘钦滢和王嘉祥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地方虽要求相关部门积极参与防溺水工作， 并为此下发文件，但很多部门实际上并未执行或执行不彻底。

“当前防溺水工作的漏洞和短板主要是属地责任没压实、源头防控有死角。 ”江西省九江市教育局校安科科长徐绍军调研发现，基层防溺水工作末端落实不到位，有的连辖区有多少高风险水域都不清楚。

一边是底数不清，另一边是溺水风险点持续增多。胡正云发现，在一些城乡接合部，拆迁施工区域未完全封闭，内部深井、水坑等缺乏监管，成为一个个新的风险点。

德清县武康消防救援站指导员郭威也注意到此类问题。他表示，施工造成的深水坑、挖沙留下的沙坑等多点散发的临时性水域常常无人过问，需引起高度警惕。

一名红十字搜救队队员对溺水事故进行统计发现，发生在野外河道和池塘的溺水事故占总数一半以上。相比于让人望而生畏的大江大河，家门口的池塘、山间小溪等看似平静的水域，危险性易被忽视。

“很多‘网红’景点也成为溺水事故高发区，‘仙境’常沦为‘险境’。”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章长生表示，一些涉水“网红”景点因监管责任不明、涉及部门多，安全责任很难落实到位。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横渡专家张健认为，目前系统化防溺水手段是在所有公开水域拉开一张“安全网”，建立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但实行这样的联防联控机制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安全网’很难覆盖到每一个点。”张健说。

疏堵结合

健全机制标本兼治

人员紧缺、资金不足、宣传乏力、机制不全……面对防溺水工作存在的难点堵点，受访人士纷纷表示，各地应结合实际，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让乡镇、村、学校、家庭等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织起一张防溺水“安全网”。

针对基层人手不足问题，盐城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董光道认为 ，可由政府主导，建立防溺水巡逻长效机制，加大社会救援力量开展防溺水宣教和执勤的政府采购力度，既防范溺水事故，也深入宣传群众。

陆大鹏建议， 积极发动靠近深水区域、野河区域的家长成立义务巡逻队，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和“五老人员”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帮扶，推广设立“儿童主任”。

常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应发动民兵、河湖长、辅警、水域承包人等群防群治力量，积极开展“防溺水随手拍”活动，动员广大群众制止中小学生游泳、戏水行为。

在物防方面，一些地区已做出积极探索。 如嵊州市从2017年开始实施“一圈一杆一绳生命守护之神”防溺水公益装备安装计划，目前已投入近百万元，安装救生装备2500多套。该市还开发了防溺水数字导图小程序，可找到就近的防溺水装备。

东台市红十字救援队将推行的“博爱泳安”项目纳入当地平安建设总体规划，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项目筹资活动，为项目救生设施购置维护提供可持续资金。

针对技防手段匮乏问题，多数受访人士建议 由地方党委政府统筹，在溺水事故多发地加快推进智能前端感知设备、防溺水人脸识别警告系统、电子报警柱等布建。根据设备提供的大数据，实行分级警示，绘制“防溺水地图”，并向社会公开，最大限度提升溺水事故预防预警效能。

很多受访人士认为，防溺水宣传教育在注重“量”的同时，还应更注重“质”， 让孩子们喜闻乐见、入脑入心，并将防溺水宣传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使其具有可持续性。

在常州市，该市针对幼儿园小朋友编排防溺水童谣、情景剧，让孩子们参与其中，并把防溺水安全知识纳入小学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督促学生们牢记防溺水知识。

“要加强生命教育，让学生敬畏生命。”刘天放说，学校要改变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用好典型案例、身边案例，在孩子心中引起震动。

河南省禹州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许朝军认为， 防溺水宣传教育应根据青少年年龄段、成长特点等各有侧重。“对于低幼阶段的儿童而言，重点是防范教育；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则应注重避险、自救等宣传教育。”许朝军说，要结合成长规律开展针对性宣传，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广而告之。

相关人士建议， 教育部门可组织学校尝试将游泳课作为课后服务内容进行编排，列为学校年度考核内容。同时，地方政府可将游泳教育列入民生工程，予以一定补贴，并将其作为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考核指标，督促落实工作责任。

针对很多学校缺乏游泳学习、演练场所的情况，桐庐县莪山民族小学的陈老师建议， 以乡镇为单位建设一个供教学、演练使用的泳池，由全镇学校共享。确有困难的，可考虑和周边建有泳池的酒店、民宿签订协议，开展水上安全教学。

“既然拴不住孩子的心，就想办法遂孩子的愿。”有基层干部建议， 可以采取民间投资、村民集资等方式，建设临时性戏水场所。政府也可加大投入，坚持公益化背景下的市场运营方式，加强安全员和师资配备，为农村孩子提供安全、便利、规范的亲水环境。

建设游泳场所对很多乡镇来说，因资金、土地等原因，一时难以实现。有的地方便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转移孩子注意力，减少涉水行为。

嘉禾县行廊镇通过举办乡村篮球赛，组织开展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孩子们享受一个“安全、快乐、学习”三不误的暑假。

西安市西咸新区底张街道通过开设社区“四点半课堂”、暑期夏令营等，将宣传教育贯穿青少年暑期时光。

“防溺水宣传教育不仅要做到校内宣传，更要把家长纳进来。 ”林俊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专门针对家长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农村地区还应开展上门宣传。

受访人士一致表示，做好防溺水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信息共享，建立健全防溺水工作体系，确保防溺水工作有序推进。

不少受访人士认为，关键是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乡村为主”的联防联控、激励考核和追责问责机制， 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对重点危险水域排查监管等的量化考核，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把防溺水工作纳入年度工作重点，把学生安全管理纳入城镇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起乡、村、学校、家庭“四位一体”安全防护网。

作者：本报记者 罗地生，本报记者刘向伟、程璐、张安妮、徐涛，实习记者严小娟，通讯员单曹辉、曾海锋、丁羽翔、朱索、沈玉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