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之隔，在甲地顺利通行，在乙地却必须办证，否则罚款；审批项目，甲部门说需乙部门先出证明，乙部门说需甲部门先出证明；上级部门说不许收费，下级部门说其实还是要收一定费用……新华社日前刊发调查文章，聚焦“政策打架”现象，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导致企业无所适从，并增加了运营成本。

    对很多人来说，类似的现象着实不算什么新鲜事儿。2015年，贵州荔波县高中女教师覃某，怀孕5个月，手上有准生证，却依然被责令引产，原因就在于当时贵州、安徽两地对再婚二胎的情况有不同规定。此事一度引发舆论热议，《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刊文呼吁：“政策打架，莫让百姓埋单。”不过，如今人们再度关注“政策打架”，实际上还多了一种宏观意义，即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强化行政管理的服务和便民理念，推行“最多跑一次”“一站式服务”，消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磨破嘴，跑断腿”，理应成为各级各部门遵从的一种共识。在这大背景下，假如还时不时出现“政策打架”现象，就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和反思了。

    现实中，“政策打架”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一是“上下不齐”，主要表现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明明监管部门早就三令五申，不得以贷收费，但银行机构实际执行中，往往设置各种收费名目，以致制定层面好的政策意图，无法在落实层面实现，在执行中走了样。二是“左右各异”，原本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变成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些地方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规定要求不统一，导致“政出多门”，或是办事时流程不能衔接出现“踢皮球”。三是“新旧不一”，本来新的法令政策已经出台，但对旧的政策规定清理不及时，导致政策落实出现延迟，“穿新鞋走老路”。

    显而易见，“政策打架”从根本上说都是部门利益作怪。无论上面提到的哪种类型，涉及具体的对象，要么被迫在不同部门之间疲于奔跑，要么是无可奈何地付出额外的办事成本。就事论事地治理这类问题，恰如近来一些“放管服”改革所体现出来的，重点应该做好几个方面工作。首先是建立政策和服务的清单制度，尤其是通过加大公示力度来明确具体部门的职责权限，比如哪些服务该收费、收多少；其次是落实服务承诺和责任制，通过“首办责任制”、限期办结制度等，强化办事责任和效率；再次是完善投诉机制，即如果上面两个环节不能解决的问题，最后谁来监督、向谁问责。

    对比各地“放管服”改革成效，对地方政府来说，应该深刻地意识到，“政策打架”看似对自己没有损失，有时候甚至通过额外设置门槛获得了经济利益，但其实损害的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政策打架”就是营商环境出了问题。眼下的趋势是，越是发展快的地方，越在拼营商环境建设，争先恐后地缩短企业开办时间、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以此吸引投资、吸引人才，打造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这从近来各地在复杂形势下不同的经济表现中，足以窥见。

    与从办事流程改进上减少“政策打架”相比，更重要的还是理念上的转变。倘若这个时候还守着部门利益，不但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而且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注定要错失发展机遇了。(张东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