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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拥有近4000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一

“二十四史”以纪、传、表、志的架构，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涵盖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二十四史”大多出自历代皇帝敕撰，后经清乾隆皇帝钦定，因此“二十四史”拥有“国史”和“正史”的地位。

中国素有纂修、刊刻“正史”的传统，历代多由官方组织实施，形成各自时代的标准本，通行于世，人们所悉知的宋刊“十七史”、明刊“二十一史”、清刊“二十四史”，无不如是。清乾隆年间《明史》修成，诏武英殿刊刻全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成为有清一代的正史标准本，通行300余年。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广搜善本，汇集丛残，刻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当时“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受到学界盛赞。但是从“殿本二十四史”到“百衲本”，仍然没有标点，没有断句，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一套经过标点校勘，更准确、更清晰、更便于阅读的“二十四史”新本。

1956年，著名学者、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政协会刊》先后发文，明确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首次系统讨论整理“二十四史”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组织标点“前四史”。吴晗、范文澜随后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制订计划，优先整理出版“前四史”，并兼及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出版工作，以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索的本子。新中国版“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历史传承，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在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部署下，高效组织有关力量，集中各方面资源，合力完成的一项宏大出版工程。“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完成了从博古架上的“古董”到人人可取而读之的现代读本的转换，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史记》首先出版于1959年9月，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宋史》最后出版于1978年，标志点校本“二十四史”最终完成、全部面世。

二

“雨雨风风二十年”，亲历全过程的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先生用这7个字来概括“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历程。从1958年到1978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中华书局集全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之力，200多位学者编辑参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宏伟文化工程。

顾颉刚先生1954年进京，在领衔完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标点之后，又完成了平生最大夙愿——第一个《史记》三家注整理本。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决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并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年迈的顾先生受命承担“总其成”之责，用一周时间起草了长篇宏文《整理国史计划书》。

1958年，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先生奉调进京，将毕生精力最后奉献给“二十四史”，协助顾先生完成《史记》点校，独自完成《后汉书》点校，承担南朝诸史的编辑工作。

1963年，由中宣部、教育部发文，借调武汉、济南、天津、广州等地高校多位教授进京，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陈仲安、刘节、罗继祖、王永兴诸先生集中住进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从而留下“翠微校史”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