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女教师绝笔信事件：一条诡异的上访之路）

“当您看到这封求助信时，我和先生已经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两天，徐州丰县周楼小学教师李秀娟的一封“绝笔信”在全网热传。信中详述了她和丈夫因女儿眼睛意外致残、一年来不断上访的种种遭遇。

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夫妻二人已被找到，没有生命危险;针对信中反映的问题，当地也已启动了调查程序。

涉事地丰县也在昨晚发出一份通报，称“李秀娟在频繁赴各级相关单位反映问题过程中存在寻衅滋事行为，当地派出所在对李秀娟传唤、审查过程中，暂未发现有对其殴打、辱骂行为”;而今晨李老师发出的第二封声明信则称，如有一句假话，其和丈夫自愿被开除教师队伍。

看上去，事情真在不断“反转”，更多的细节还需要事实和证据的支撑。不过，真正引人深思的是，“李秀娟们”的上访之路，为何如此诡异?

还得细细说来。

李秀娟“绝笔信”截图

丰县最新情况通报

信访

不妨先看看作为本次事件重心的“信访制度”的基本属性。

信访首先是一项政治制度，是各级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党和国家性质决定的，其在制度设置的一开始就包含了“伸冤”的功能——当法律、行政等手段无效时，信访可作为救济制度来化解社会矛盾。

说白了，信访制度是装载社会问题的“容器”，各种疑难杂症都容易在信访中体现出来。

岛叔接触过的信访案例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法律上说得清楚，在行政上也可以得到处理，却不一定符合当事人所理解的“情理”——于是乎，兜兜转转，最终都会涌入信访渠道。

而在对相关案例的处理上，各级信访部门一般会坚持依法处理，但也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兼顾“情理”。甚至在有些时候，“和稀泥”成了信访处置的核心原则——“摆平就是水平”，这话在基层一点不假。

李秀娟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和丰县初步调查出的结果，其实不算特别复杂。

2018年3月12日，丰县实验小学放学时，两名学生因排队打闹、无意间将校服拉链甩到了李秀娟女儿梁某的左眼，致使其视神经损伤(据李秀娟反映是“八级伤残”)。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一年多来，学校一直未妥善处理孩子的伤残赔偿问题，“迫使”夫妇二人走上了上访之路;而据调查通报，自2018年4月起，李秀娟先后数十次到学校和各级教育、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其中十五次越级进京上访。

截至2019年7月，经教育局财审股、实验小学会计共同审核，李秀娟为梁某治疗共计花费3万余元;而李秀娟初始提出赔偿36万元。

尽管事发过程并未全部还原，但有几个细节倒必须划下重点：

一是教育、信访部门、涉事学校等相关方面在当事双方间长期担任过“中间人角色”;二是校方只能做出“调解”，不能仲裁，因而面对可能出现的“缠访”，容易出现剧情“歪曲”;三是有关方面曾多次劝告李秀娟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一直未能成功。

多数情况下出现类似事件，人们习惯于综合采用调解、司法、信访等措施予以解决。但目前的公开信息表明，李秀娟在一头扎进“信访”前，并未采用过调解、司法方面的救济措施(据其最新声明，曾决定走司法途径，但律师暂不起诉)。

相比于可能耗时耗力、结果不确定的漫长司法程序，信访相对之下则在施压上“经济有效”，一般对上访人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北京同仁医院诊断证明书

梁士伟利用职务便利，以周楼小学名义为其女委托伤残鉴定

这次事件的一大转折在于，2018年7月，李秀娟带女儿去北京同仁医院就医，被告知其女儿视力基本为0，无法治愈。其间，她去国家信访局上访，被丰县一位赵姓官员截访，劝其回家。

而正是这一次上访，触动了信访制度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