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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艾森

　　来源：AIPharos月光社（ID:AI-Pharos）

　　在CES2020大会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并不起眼的事实：超过450家人工智能参展商名录中，仅有23家企业来自非洲。其中，摩洛哥占据了11家、埃及9家，塞内加尔3家。

　　有趣而在情理之中的是，农业和医疗是这些非洲人工智能公司的强项。比如一家叫Dictaf的塞内加尔公司，旨在用无人机、SOS-Agri等人工智能提供农业及医疗服务，为当地青少年和妇女就业做出贡献。

　　Dictaf等非洲公司正是非洲人工智能产业的缩影，在多彩如万花筒般的CES展上，他们以不能再朴素的姿态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有七个大洲，非洲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人们为特斯拉、脑机接口和各种令人炫目的智能设备倾倒的同时，非洲人民的每一天都在用人工智能解决更直接的问题，比如粮食，比如药品，比如如何让贫民窟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

　　同样，来自非洲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正肩负着他们这一世代的任务，这群年轻人似乎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而诞生的：一，将实用的人工智能技术用在有用的地方。二，努力实现非洲科技的本土化，为此与科技殖民化相抗衡。

　　为了这两个目的，他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形成了一种既依赖又警惕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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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树下的重要聚会

　　若干年后，当人们试图用一个图案来代表非洲人工智能产业，他们可能画出一颗胡椒树的形象。

　　2019年8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这颗拱形常青胡椒树下，非洲大陆上的数百名本土人工智能研究者聚集到了一起。两年前，这些年轻的非洲人工智能研究者成立了一个名为Deep Learning Indaba的人工智能学术会议，旨在为非洲的人工智能行业寻找未来。

　　Indaba成立于2017年，这个祖鲁语（zulu）词汇意味“重要的会议或聚会”，由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和相关的非洲科技研究者联合成立。在这些非洲青年才俊的眼里，Indaba是一个不得不成立的组织，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无论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西方人工智能世界并不太友好。

　　客观原因非常简单：这些非洲地区的研究者们要参加一次西方学术会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以人工神经网络领域的著名会议NeurIPS为例（它的前身是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NIPS）。这个会议的举办地点往往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五星级酒店举行，即使获邀参加会议，参会者也要付出颇为高额的经济成本，更别提在2016年前，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申请文件被会议接受过。两年后，当100多名非洲研究人员试图参加加拿大的NeurIPS会议时，他们全部因为签证问题被拒之门外。

　　根据Indaba创始人的说法：“在现在机器学习领域中，被采用的论文中有多少是由非洲研究人员撰写，或者是仅作为作者之一？答案是：零。在当代机器学习领域，不存在非洲大陆的研究。”

　　布鲁斯·斯威利主演的电影《太阳泪》里有一句著名台词：“上帝已经抛弃非洲了”。Indaba成立之前，这句话在人工智能学界也适用。

　　正因此，Indaba的本土化努力在一开始就获得非洲大陆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响。第一届Indaba会议有近750人申请，300人被邀请参加。第二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400人。而在2019年，已经有700名参会者和27场IndabaX活动。54个非洲国家里，有超过40国参加了Indaba会议，既讨论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伦理这些行业标配话题，也讨论如何用技术让非洲的农业、医疗和交通获得更直接的改善。

　　着眼于“本土化”的努力，Indaba为人工智能社区Deep Learning Indaba制定了明确的议程：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泛非洲科技（pan-African tech）社区——不是通过改造现有技术，而是为该地区所面临挑战：庞大的交通体系、保险索赔支付困难和干旱状态，创造适合的解决方案。一个不受硅谷控制的人工智能社区，是Indaba创立的初衷。

　　但在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科技领域，如此“高科技”的社群光靠非洲人自己是不足以运转起来的。无论在学术还是经费上，他们都不得不与国际科技巨头有所关联。在这次Indaba的活动中，就有来自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大公司共计30万美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