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学者提出，人口增长放缓后，包括人口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和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没有了，但通过教育等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通过高素质劳动力，指挥机器人替代中低素质劳动力，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第二次红利。言下之意，人口增长放缓和负增长，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并不可怕，可能还是个好事，国民经济可以在人口素质提高和智能劳动等支撑下，稳定和正常增长。

　　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首先是产生人的各种各样和不断增加的需求，其次是按照人的需求组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因而，国民经济是供给与需求同时作用而增长。没有生产和供给，就没有所用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没有人的需求，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生产和供给。

　　最近，全球经济跌入了“人口增长放缓、少子化和老龄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创业就业相对减少→有支付能力需求收缩→生产相对和绝对过剩→经济萧条→经济增长下行”的因果陷阱中。中国也不例外。这次生产过剩、经济萧条的原因，与20世纪3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不同，由於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失效，全球许多国家实施宽鬆货币，经济运行却进入“低通胀、低利率和高负债”困境。

　　人口和劳动力素质提高，提高了经济增长来自於劳动效率的红利。或者过去几个人从事的工作，现在可以由一个人完成；过去由人完成的工作，可以在高素质劳动力的指挥和操作下，由机器人去完成。这样在投入产出中，即使劳动力减少，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却替代了减少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能量并没有减弱，产出也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

　　然而，高素质人口，特别是机器人，并不能替代减少的中低素质人口，去吃饭和多吃饭，去穿衣和多穿衣，去化妆和多化妆，去用手机和多用几个手机……。

　　这可能带来一个问题：人口减少了，人类的需要也就减少了，那麼，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谁来消费和享受？在劳动力增长上行时，或者零增长时，萨伊定理成立。然而，当劳动力，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连续和长期负增长时，随着创业就业的收缩，收入在收缩，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在收缩。如果下行的坡度太陡，生产能力，特别装备厂房等资本不能及时出清，而且需求连续不断地收缩，过去形成的产能不断出清，过剩将会常态化。这时，生产自动创造消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环境，便会蕩然无存。结果发生资本利用率不足，其投入不变但产出相对被迫收缩，其实侵蚀了“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即产出的余值部分。2012年以来，中国所谓的经济效率下降，其实并不是技术没有进步，而是产能利率用降低，损害正常产出抵销余值所至。

　　有学者提出，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大出口，这样就可将国内过剩的产能消化掉。中国出口佔GDP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5%降到2018年的18%，比率降低近一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努力在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过去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也在全球性竞争中挤压中国出口市场。随着中国承诺更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未来期望扩大出口，以平衡日益困难的国内工业产能过剩。

　　在产出已经过剩、未来可能会常态化的情况下，提高人口和劳动力素质，一个人幹几个人的工作，由高素质劳动者操作机器人来替代一般劳动力，一是产能本来就过剩，再增加产出，会导致生产的更加过剩；二是机器人属於资本，低素质劳动力人数也不少，资本和高素质劳动者分配过多，低素质大众分配较少，导致分配扭曲的生产过剩，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生产过剩，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成这样了，而且正发生连锁和乘数性的收缩，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创业就业。应当承认人口缩减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问题，面对客观生产过剩和下行压力，想点办法去解决当前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学界和政策界应有的态度。关键是，辩解、宽心和找出一点可能发挥不了作用的希望来，对於解决当下紧迫的问题可能没什麼用。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