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工智能预警：人和机器，谁的偏见更危险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谁在改变和塑造人们的观念？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却又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部落首领或巫师，有时是两者合而为一，掌握对自然变化和人的命运的解释权。进入轴心时代，知识和观念的生产更加专业化，哲学家和政治家群体崛起，在西方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里特、亚里士多德和梭伦们，在东方则是老子、孔子、商鞅和释迦摩尼们，还有如修昔底德和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们，也因为杰出的叙事和见识，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影响深远。到了中世纪，教廷和国王在精神和世俗观念塑造上竞争不息。再往后，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们率先打破了人类的精神禁锢，地理大发现中探险者们的故事鼓励了猎奇、冒险、殖民和商业精神。然后，科学家群体、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们在社会观念塑造中各领风骚。

　　从20世纪开始，企业家和企业在人类社会的观念塑造中扮演了日渐显著的角色，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这种影响远远不止于企业内部，也不至于经济生产，而是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通常，这种观念塑造通过几种方式：

　　一是通过大众易于理解和传播的成功故事，企业家和企业被渴慕、效仿和追随；

　　二是带有政治经济学意味的，被加尔布雷思和乔姆斯基所揭示和批判的，通过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本对大众传媒的干预实现的；

　　三是正在迅速兴起的，通过对产品的定义以及企业家自己直接言说来表达的方式，这是令人瞩目和值得期待的变化。

　　今天，全球最大的企业，尤其是信息科技企业，很多都旗帜鲜明地在产品和服务中展现出其价值观。如果有人还怀疑我说的这些企业在观念塑造上的影响力，不妨想想微软、苹果、谷歌、华为、阿里巴巴、微信有多少员工，他们遍布的地域有多广，有多少企业在这些巨头的硬件供应链上，或者依赖这些巨头的系统平台来开发产品，更不必说有多人用户在用它们的产品。2019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超过14亿台，这个数要大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三星、华为、苹果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都在2亿左右。

　　在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铁娘子》中，撒切尔夫人借回忆父亲格言说，“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对观念的影响链条很好的说明。凯恩斯也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往往恰恰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这段话也可以用来预见未来企业家和企业对社会的影响。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和关键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企业家和企业的这种影响？就个人而言，我乐于将这种新涌现的影响看作是社会获得更好未来的机会。之所以称之为机会，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多重观念力量的竞争，扩大了社会个体的观念选择空间，增进了思想的自由度，也意味着社会中的个体在掌握自身命运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二是企业家和企业被社会所共鸣和选择的那些观念本身，反映出的是合作伙伴和数以亿计消费者的集体选择，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这种选择是直接和有力的，反映出建立于分散个体常识基础上的共识。

　　当我们的社会面临一些系统性和根本性的挑战时，任何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机会，都需要倍加珍惜。这些挑战，有些是人们能够直观理解和警惕的，如急性的传染病、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核武器的扩散等。有些则更复杂和难以依靠直觉，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因为这些变化会撼动社会体系，一开始又是缓慢进行，它们的宏大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缓慢的变化又使我们难以察觉，而且可能的灾难发生在不知多远的未来，但是一旦缓慢变化累积到一个临界点，形势就可能急剧恶化。

　　相比于已经颇有争议的气候变化，人们对把人工智能视为我所说的系统性和根本性挑战更心存犹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只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副产品，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但人工智能则不同，它一开始就是我们理性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用来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工具。如果从1956年达特茅斯的夏季研讨班开始算起，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是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开始全面渗入我们的生活。人们热烈而急切地驰向智能支持的美好生活，怎么愿意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考虑花大价钱改进刹车呢？

　　但是我不得不说，现在就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改进刹车系统的事，这不是基于抽象的对“进步主义”和“理性自负”的反思。2018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微软公司在北京联合发布了《未来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和伦理》，本书的作者、微软公司的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先生也出席了发布会。在报告中，我们从认识论和进化论的角度，提出要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化，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包括隐私保护、偏见强化、社会操纵、不平等、武器化等问题，布拉德对这些问题也有强烈的共鸣。事实上，我们的报告吸收很多在他领导下的微软团队关于人工智能挑战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