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以汽车为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这个提法比较新颖，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和谊：国家提出要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形成融合基础设施，发力“新基建”。我认为，在城市治理和汽车产业的全新发展，有必要融合汽车、人工智能与城市发展，把汽车产业打造成现代智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智能城市的AI细胞。

　　比如汽车将以智能化和网联化为重点建设方向，全面进入智慧交通终端平台阶段，成为连接人与交通以及其他城市设施的新型智能终端，为全面服务智慧城市奠定基础。

　　新京报：对推动汽车参与城市建设，你有哪些建议？

　　徐和谊：我认为要将车作为新型基础设施，革新汽车产业顶层设计思路，加大对新型汽车产业的支持，支持大型汽车企业多角度参与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同时，联合高科技企业、汽车企业共同建设城市大脑。比如，对于机场、码头、火车站及其他城市空间，允许有条件的车企协同其他单位进行智慧城市场景开发。另外，还可以引导推动市政平台以及城市消费、服务供应商与汽车产业以5G-V2X为起点跨界数据互通，打造万物互联型智慧城市。

　　疫情加速行业洗牌，市场份额进一步向优质头部车企集中

　　新京报：疫情发生后，北汽集团争分夺秒，在2月10日就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你怎样看待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

　　徐和谊：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压力测试”，展现出巨大韧性，疫情冲击没有动摇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对于汽车工业来说，本次疫情暴发于汽车行业深度调整的平台期，这种叠加影响对行业的稳定发展以及转型升级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给我们休养生息、思考发展，提供了一个空档期。

　　新京报：疫情期间，国家出台了多项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你认为对恢复经济有哪些作用？

　　徐和谊：疫情期间，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作用更加凸显。一方面，汽车产业链长，在制造业中占比高，占社会消费比重高，更在推动内销、稳经济的效果上事半功倍，具有很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汽车产业的“疫后”恢复，对国民经济复苏显然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汽车产业复工复产，并推出多项举措拉动汽车消费增长。中央层面对汽车消费的大力拉动，不仅再度明晰了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更为“后疫情时代”中国汽车产业走出低谷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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