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小礼堂里在放映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银幕上，丛林中人物微微屈膝地“矮身跑着”，光线斑驳、闪烁。台下的观众中，一位大一男生喜欢上了这种影像的风格、凝重的色彩和不确定的隐晦，这个学生就是张艺谋。

“就像黑泽明所说的，电影对所有的电影人来说，同样是一种终生的学习。它是梦，是黑暗中的光，是幻想、慰藉和照耀。”四十年过去了，在礼堂看电影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让张艺谋再次讲起黑泽明，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前东亚系主任保罗·安德利尔的一本新书《黑泽明的罗生门》，张艺谋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这些年来，又因其是奥斯卡历史上首位获终身成就奖的亚洲导演，黑泽明的地位再次被确认：他既是西方的，又是亚洲的。如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逐渐分化，在艺术电影精英化的现状下，黑泽明成为少有能破除次元壁的“电影大师”，不少人以看过《罗生门》作为自己是“文艺青年”的一种标志。

而黑泽明本人和他的电影哲学，在文艺的标志之外，还有更多内涵吗？普通读者如果想深入了解这位导演，有更深入的途径吗？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九久读书人共同出版的这本《黑泽明的罗生门》或许可以成为观影之余的一种补充。书中，作者安德利尔教授细致而严谨地诠释了黑泽明电影中“毁灭”“重生”和“英雄”的主题，引领读者走进黑泽明电影体系最隐秘的精神核心。在书中作者追溯了黑泽明生命中标志性的记忆或创伤——被1923年大地震和两次世界大战接连毁灭的故乡东京，还有兄长的决然离世，抽丝剥茧地还原了黑泽明独特的美学自觉背后深刻的历史羁绊和个人选择。作者认为，这些经历——荒城和亡兄，共同塑造了黑泽明电影中最内在的声音，这些悲伤的元素贯穿了黑泽明的电影生涯。

这本书虽然是美国学者对日本电影大师的一次研究历程，却让读者看到一个殿堂式的黑泽明。

在“黑泽明成为大师”这条路上，除了有日本文化的支撑外，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功不可没；在荣耀加身的过程中，奥斯卡选择黑泽明其实也值得寻味。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能否越过那些赞美，越过照耀，拥有一次客观认识黑泽明的机会呢？

日前，《黑泽明的罗生门》一书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前东亚系主任保罗·安德利尔访问中国，并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对话

讲述黑泽明的哥哥与电影《罗生门》

北青报：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在他的一篇推介文章里提到，您这本书在结构上参照了《罗生门》这部电影，不知道您是否确有这样的想法？

保罗·安德利尔：这样看我的译者真的很好啊（笑）。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自觉，但我承认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想法。黑泽明在他的电影和自传里不断返回历史进行着自我拷问，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可以呈现出这种特点。书中有一章叫《审判》，主要涉及的是东京大审判。而在《罗生门》中，观众实际也处在见证者的视角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观众也都经历着一场审判，我们不知道真相，但却面临着巨大的疑问。这是黑泽明想要传达的，也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传达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个引子，在书的结尾，我单列出了“延展阅读”部分，罗列了那些让我在思考上有所启发，或帮我深入了解黑泽明生活和工作的书目，它们可能会激起读者进一步的阅读兴趣。

北青报：您是如何想到要用这么多笔墨书写黑泽明的哥哥和《罗生门》这一部影片的呢？

保罗·安德利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武满彻，他一直为没能和黑泽明合作一部黑白片而感到遗憾。他认为黑泽明塑造了很多极具魅力的恶人，而他的哥哥丙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哥哥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并且最终自杀了，黑泽明被这些事情深深困扰。另一方面，丙午又是他的文学向导，鼓励他走进电影世界。《椿三十郎》《泥醉天使》都塑造了这样一个主角。

至于《罗生门》，我认为其中樵夫这个角色怀抱的婴孩可以视为一个重生的预兆，甚至可以说这就是黑泽明亡兄的重生。这个孩子同样也证明了黑泽明决意直面这破碎的世界，并重拾失落的希望、重建文化的自信所付出的努力。在这个影片的结尾，樵夫撞向了镜头，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就好像他在继续前进。

电影也有黑暗一面

但他仍能给予别人希望

北青报：您在书中提到黑泽明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并且认为相比起哥哥丙午，黑泽明更像是“正片”，也就是向阳的一类人，他的作品里蕴含着一种希望。对您来说，道德在艺术创作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一部电影作品是否排除道德因素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