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跟您聊过他来福建之前的事情？

　　苏永卯：他给我说起过他在梁家河当知青的事情。他说：“我不到16岁就去梁家河插队，当时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日常用品以外就带了整箱的书，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晚上也看书。”我也曾下放过，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心思看书，可见近平同志的意志力非常强。

　　他还说起当时在梁家河插队要“过五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过跳蚤关尤为难熬。我想到我下放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很好，跟以前的生活有落差，听他一讲，我下放地的条件算是很好的，吃住都不错，劳动任务也不是特别重。当时他讲的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交往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拿过去一些草绳、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

　　2002年10月近平同志从福建调任浙江省主要领导。临行前，已经退休的我专门前往福州送行。此时，他刚来福建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后来我跟他之间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宁德工作两年间，我去拜访过他三次。第一趟我是跟我们单位领导一起去的。后来两趟是我自己去的，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拉拉话。当时宁德是贫困地区，经济在全省排名最末，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跟厦门相比差得太远了。我看过一些报道，知道他经常带队到最边远的山区调研考察，心想他这个地委书记当得真辛苦，真不容易。

　　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又去过一趟。那次就是简单拜访，去坐一坐，看一看。后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到了省委省政府工作以后，他到各个地区调研考察比较多，也经常会到厦门来，来了基本就住在厦门宾馆这边。

　　2004年8月，我到杭州去拜访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但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

　　浙江的杭州、普陀山我都没去过，那次去本来想多待几天，稍微转一转，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近平同志眼睛红红的，有血丝。我就问他的秘书：“书记的眼睛怎么了？”秘书说：“书记每天都忙到下半夜，眼睛哪能不红？”我一听，觉得不应该再麻烦他，很快就回厦门了。

　　近平同志这个人重感情，很念旧，很有人情味，越是基层的人，他越记得牢。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成为中央领导人，厦门的同志几次上北京拜访他，他都会问到我：“老苏现在退休以后生活怎么样？”我知道以后，感到很温馨，非常感念他对我的关怀。

　　2010年9月6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到厦门考察，要见见我一家，叫我到海悦山庄去。那次他是到厦门出席98投洽会，还要调研考察一些地方，事情多得很。尽管如此，那天晚上8点，他接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很激动。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交往这些年，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对他的整体印象？

　　苏永卯：到你们采访的今天，可以说我跟近平同志认识整整32年了。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福建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他和人讲话都很客气，但都有一定的分量，不像有些领导，用很生硬的口气命令人，而是用很通俗的、像交谈一样的语气来做大家的工作，让人感觉是一种平等、平和的交流。他还经常会讲出一些新话，比如“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俭身自省”等等，对我们很有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些反映和评价在基层都能听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近平同志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经常在一起聊天，都很挂念他的身体，有时候看到他很辛苦，都很心疼，但是党和国家需要他，没他不行。有他领航掌舵，是人民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