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人使这些卓绝的艺术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关于这一切，关于古老的高卢历史，关于整个哥特式艺术，现在还有什么存留给我们？”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这句充满哀恸的发问，从19世纪一直回响到了今天。4月15日黄昏，巴黎圣母院在熊熊烈火中，塔尖轰然倒下，法国民众在塞纳河岸驻足观望，目睹这悲伤的一幕，他们或站或跪，有的人表情凝重，有的人吟唱祈祷。

巴黎圣母院，这座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因为雨果著作，建筑与时空文脉的联系深深植入每一个读者的记忆里，早已是全世界人心目中无法替代的文化象征。如今火灾已经过去半个多月，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在五年内完成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向全世界建筑师开放方案竞赛，古建筑重建的话题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中。在遗憾和期盼中，世人也不禁反问，巴黎圣母院未来将何去何从？它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重建道路？南都记者朱蓉婷

数字化资料助力重建

在痛心的同时，值得庆幸的是，科技的力量正在“重塑”因灾难消失的建筑。就在几个月前，远在南半球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在大火中，近九成藏品毁于一旦，随后，巴西国博就和中国腾讯达成合作，建立巴西国博线上数字博物馆，以及根据数字资料重新制作文物的复制品等工作。

同样，数字化资料也将在未来重建巴黎圣母院中发挥重要作用。2015年，由安德鲁·塔隆教授(A ndrew T allon，1969- 2018)和他的团队使用安装在三脚架上的Leica ScanStationC10激光器，记录了巴黎圣母院超过10亿点的结构数据，他留下的高分辨率数据将大大缩短重建时间，是复原塔尖的关键依据。

大火中倒塌的塔尖，被视为巴黎圣母院的点睛之笔，是教徒们心目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但是，始建于1163年的巴黎圣母院最初并没有高耸的塔尖，后来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领导的修复工程才新添加了塔尖，用了近500吨橡木和250吨铅做成，大部分来自一棵12世纪的橡树。此次法国政府打算翻新屋顶，其中最关键的工程就是重建这座塔尖。

建筑修缮的不同视角

尽管如此，法国保守派人士仍然为可能出现的创新风格而争论不休，右翼政客乔丹·巴德拉说：“让我们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我们需要完全尊重法国的传统。”“现代的艺术让我怀念过去的艺术”。另外，对阶层矛盾敏感的黄背心运动的游行者，则提出：“穷人比圣母院更需要钱”。

在过去，传统建筑增添现代风格引发争议也并非第一次，卢浮宫门前的玻璃金字塔也许是最著名的例子。而在首都巴黎以南400多公里的里昂市，由法国建筑师让·努韦勒设计的里昂歌剧院，以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的建筑风格，在今天已成为里昂市的文化地标。歌剧院始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经过多次的改建整修，顶部的玻璃半球屋顶则在1993年建成，像这样的创造性重建总是存在争议。

每当此时，人们就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如果船上的木头被一条条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假如用玻璃和钢铁，取代12世纪的橡树木材去建造新的塔尖，圣

母院还会是原来的圣母院吗？

讨论的分歧在于我们对文物核心价值的判定。建筑史上，与之相关的争论从未停止，以维奥莱·勒·杜克为代表的法国派，支持风格化修复，不必刻板遵循原貌；与之相对，约翰·拉斯金为代表的英国派，则提出了最小介入概念，甚至反对修复，认为尽量延长古建筑的寿命才是最好的保护。他们都对后世的修缮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物修缮理念也受《威尼斯宪章》(又名《保护和恢复古迹和遗址国际宪章》)的影响，其中的“最小干预、保存文物建筑原有部分”等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但是，关键是找不到原材料，很多材料真的就是用一次少一次。”古建筑民间学者谭利胜毕业于中山大学，他六年来为寻访古建筑走南闯北，四处旅行，走遍国内十几个省份的文保单位，也近距离接触过不少复建案例，一次敦煌之旅开启了他更深的研究和思考。

在他看来，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物保护的典范，不仅是因为这里集合了文保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更在数字化等理念探索上走在世界前沿。比如，敦煌的加固工程在设计思路上，采用的是“可逆性加固”，即在不动原材料的情况下，减少外部影响，加固墙即使拆了，原材料也完全不被改变。而中国木构古建界的第一大国宝，南禅寺，就是被“不可逆地”破坏性修复过了。在那个文物修复理念落后的年代里，不少文物建筑都逃避不了被“破坏性修复”的命运。

而另一方面，2015年6月，历时8年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工，这是个在技术上非常成功的复建工程，在古建圈和文保界却饱受争议。这让他开始思考，文物修缮中“原真性”的困扰。

“今天我们以现代科学技术，探知古代建筑的色彩组成和原料，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把文物回归到原来的色彩呢？显而易见，不可能。即使现在科学技术手段再先进，文物终究不会是真正历史上的那件东西。”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重建是另一种保护，否则，历经数百年风雨飘摇，这些古建筑终将荒废、破败，例如日本，古建每隔20年就要全拆重建一次。与之相反，不修不建也是一种方式，圆明园、古罗马废墟都以建筑残状存留。可见，不同的文物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核心价值，也就诞生了关于文物建筑修缮的不同视角，难以用一个模式简单套用。

“不管是何种方式，都很难说好还是

不好，蕴含了人类历史记忆的东西，人类还是愿意让它一直存在下去的，不论这种存在是以重建的方式，或者修复的方式。”谭利胜对记者说，“目前我们这方面的观点还不可能完全放开。像日本那样20年推倒重建一次，我们中国也有技术做到，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不可能同意。以佛光寺来说，不是我们不作为，也不是我们没这个能力去修，而是我们实在是太想让它多一天，保留它作为唐代建筑应有的姿态，和它活在这世间的最后一丝尊严，哪怕这种维持是生命越来越衰弱为代价的。”

今天，摆在巴黎圣母院面前的同样是这三种可能，一是不修，保留残缺部分；二是恢复原貌，即修复；三是创新性修复，甚至重建。选择何种方案，对于建筑系、艺术系、普通人来说，答案可能不尽相同。

浴火之后，方能新生。更何况，在巴黎圣母院近900年的修修补补之中，她早已不是最初的样貌。在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虚构中，沟口毁灭了坚固的金阁寺，使金阁虚幻的美得以永存。这一把火，既是毁灭之火，也是再生之火。小说实现了物的毁灭与美的留存，而在现实中，人类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变，物质存在有寿终而尽的一天。

今天，法国将对圣母院的修复采用什么态度和方案，未来的巴黎圣母院何去何从，不仅对建筑师、文化学者来说是一个考验，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历史。“最伟大的建筑大多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它们是一种岩层，每个时代的浪潮都给它们增添冲积土，每一代人都在这座纪念性建筑上铺上他们自己的一层土。”雨果在他的小说里已经为我们作出解答。

访谈

吕舟：“重建”要慎提

南都：你如何看待创造性重建？

吕舟：首先，重建这个词要谨慎使用，如果重建以后这个建筑完全没有老的构件，这个对象和以前那个已经没有物质上的联系，这种情况已经没有文物价值了，只是一个仿造品，但是，我们保留下原材料的文物修复是有文物价值的，比如说，一个火灾烧坏后，还剩下老的构件和材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些老构件，老材料保存下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到火灾前的面貌，这个和重建完全是两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几个概念讲明白，不然谈不清楚。

南都：3D扫描等技术运用，将在此次巴黎圣母院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内的文物建筑这方面的数字化程度如何？

吕舟：我们国内在这方面运用得很充分，大部分重要建筑都做了不止一次这样的工作，我们有很丰富的数据，但是问题也存在，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国家的统一的数据平台，能够让所有的数字技术成果有一个开放的，兼容性很好的数据，目前来看是没有的，基本还是四散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平台。

其他的难点还包括比如工艺技术不理想，修缮理念不同，对保护对象的不同理解，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只看到文物价值的一方面，追求片面的东西。

南都：近年来，文保的最新趋势是什么？未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吕舟：现在这两年整个社会对文保的关注度不断地在提高，保护工作也不光是原来的专业机构在做，社会各个层面，普通民众大家都在关心，从国家高层的角度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让遗产能够活起来，社会关注度提高了，那么怎样把社会的力量更好地用在保护当中，真正让这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冷门，没有那么高关注度的文保对象，也得到保护，可能是我们未来一段时期要考虑的。可能这些建筑，在一个特定乡村环境中，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或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如何让这些建筑真正地在未来的城乡建设发展过程当中，帮助我们改变现在大家都在批评的城市趋同化、地方文化逐渐淡化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保留一种有地方特色、文化多样性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化传承发展。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及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