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特赦决定，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这是继2015年我国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后又一次进行特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赦免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古希腊就已存在，其后被罗马法承继。作为赦免的代表形态之一的“大赦”一词，在希腊语与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忘却”，原本指在更改年号等时代转机之际，忘记、赦免过去的罪行，从新启航。现在各国宪法、刑法都规定了赦免制度，并且在适当时期实施赦免。

　　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了大赦与特赦制度，并将大赦的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赦的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赦令与特赦令均由国家主席发布。后来的宪法包括现行宪法仅规定了特赦制度，这表明我国已经取消了大赦制度；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所指的赦免便仅限于特赦。现行宪法规定的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特赦，一般是指国家对较为特定的罪犯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既然依法对被告人判处了刑罚，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呢？这便是特赦制度的根据（或存在理由）问题。

　　概括地说，特赦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根据：

　　（1）对国家重大喜庆活动的庆祝。在国家举行重大喜庆活动期间对部分罪犯进行特赦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历史传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罪犯予以特赦，具有重要意义。

　　（2）对罪犯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行刑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的人重新犯罪（特殊预防）。虽然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就考虑了被告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但判决时的考虑只是一种预测，而不可能精确。罪犯经过一定时期的服刑后，已经改过自新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可能再犯罪的，就没有继续服刑的必要性。但是，这些罪犯却不一定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不能减刑、假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特赦就可以对罪犯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不具有特殊预防必要性）的事实予以肯定，这是对刑罚目的的贯彻与落实。

　　（3）对成文刑法局限性的修正。刑法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普遍适用的规范，虽然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会全盘考虑，但不可能没有遗漏地预见其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因此，刑法的部分规定缺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灵活性。换言之，刑法不可避免存在整齐划一的局限性。但是，成文刑法应当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正义是活生生的，绝不是机械化的，所以，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后，需要通过特赦来修正刑法整齐划一的局限性。

　　（4）对基于刑法变化的判决效果的变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刑法也必然发生变化。即使法条文字没有变化，法条含义也可能发生变化。行为当时被规定为犯罪的，现在可能不是犯罪。适用刑法的观念同样会发生变化，行为当时司法机关按照当时的观念认定为犯罪的，按照现在的观念可能不是犯罪。因此，需要通过特赦来适当变更过去的判决结果。

　　根据本次特赦决定予以特赦的有九类罪犯，可以概括为5种情形，都分别存在着被赦免的相应根据和理由。

　　第一种情形，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第一类），为民族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第二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过贡献。对他们予以特赦，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而且，第一类罪犯大多在八十周岁以上，基本已经丧失了犯罪能力，第二类罪犯一般也是老年人，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

　　第二种，包括第三类、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服刑罪犯（第三类），为国家强大和综合国力提升做出过贡献；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服刑罪犯（第四类），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做出过贡献。对他们予以特赦，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应有内容。对第三类罪犯特赦，有利于激励创新创造，弘扬为国奉献精神；对第四类罪犯特赦，有利于形成尊崇军人、激励军功的良好氛围。而且，这些罪犯在以往表现优异，一般来说应当是容易改过自新的人员，经过一定时期的服刑一般不会再重新犯罪。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