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揭露权健保健品帝国的稿子火了。

　　12月26日凌晨，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布“严正声明”，称“丁香医生”发布的刷屏文章《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不实，指责其“利用从互联网搜集的不实信息，对权健进行诽谤中伤，严重侵犯权健合法权益，致使社会大众对权健品牌造成误解。”声明还要求，“丁香医生”撤稿并道歉，权健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稿子说的是一个叫周洋的小女孩，四岁时(2012年)被诊断身患恶性生殖细胞瘤，在北京儿童医院治疗稳定后中断了后续化疗，而选择了天津权健的保健品(2013年1月起)。

　　然而，小周洋服用两个月后，病情恶化。之后，孩子又经历了一系列治疗，效果均很不好。2015年12月12日，孩子在痛苦中离世。

　　保健品，特别是涉及到传销已然是众怒，姑且不说权健有多么可恶，这一门类“毁誉参半”的标签可能又将向负面的天平倾斜一步。

　　从三十年前保健品的出现，到二十年前保健食品命名的确立，一个好好的产业是怎么走成今天这样了？

　　30年前，“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先说一个30年前的小故事。

　　1988年的一天，浙江一个校办厂经理，在沿街推销课外辅导资料的同时，得知浙江大学医学营养系主任朱寿民教授有一个配方，对小孩的营养消化有好处，便登门拜访并最终研制成功一款儿童服用的营养液。这是一种以桂圆肉、红枣、山楂、莲子等天然食品为原料提炼而成的保健口服液，主打消费人群是儿童。

　　随后，这款口服液被命名为“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这位脑筋灵活的厂长还为口服液发明了一句广告词——“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3年便销售过亿元。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位厂长便是现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2013年，他以820亿元的财富第三次登上内地首富宝座。而娃哈哈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保健品行业。

　　这一年，正值改革开放第十年——中国内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正涌入中国，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包括食品、电视、冰箱、饮料等在内的轻工业，则是开放前沿的前沿。对食品和营养的需求更是直接驱动了保健食品行业的诞生。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除了娃哈哈，还有广东太阳神，山东三株集团等。这些保健品企业后期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多用了相似的策略：“一招鲜”式的单一产品集中推广，即只推出一种主打产品，并为此不遗余力。其中，三株集团的推广战略最具代表性。

　　在1987年至1996年这十年中，全国保健食品厂家迅速激增到3000多家。怀汉新的太阳神、红桃K、昂立一号、巨人集团的“脑黄金”等等品牌，都在这个阶段经历了疯狂扩张。

　　“钱来的太容易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感叹，很多保健品的成本不到零售价的10%。一方面，保健食品审批机制简单，市场利润大，而违法获利的风险却很小。另一方面，尚无规范限制的广告覆盖城市与农村，营销网点密集。

　　于是，原罪就出现了，原本应该研发产品功能特性优势的保健品企业全部把钱砸进了广告，无人重视研发和创新，消费者也是心理安慰剂效应得到了最大化。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逐步完善的，初期出现过许多摸索性的营销手段，不乏一些夸张的、虚假的手段，但新鲜劲一过，人们认清了这种手段的面目，这个产品就没落了。”上述业内人士说。

　　1995年起， 关于三株口服液“虚假广告”质疑逐渐出现。仅1997年上半年，三株公司就因“虚假广告”等原因而遭到起诉10余起，真正的危机是在1998年，常德中级人民法院在陈伯顺老人服用三株口服液死亡一案中，一审判决三株公司败诉。

　　这条轰动一时的新闻，将处于争议中的三株彻底推向失去公众信任的深渊。尽管在一年后，三株集团在终审判决中胜诉，同时明确了三株口服液是“安全无毒、功效确切、质量可靠的高科技产品”，但此时这个轰然倒下的保健行业巨头已无力回天。

　　20年前，“蓝帽子”的尴尬

　　尽管保健食品在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火”起来，却很快就发展到“炙手可热”的地步。

　　喝各种补脑口服液、吃保健营养粉，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独生子女的一种标志性集体记忆。

　　1994年，国家统计局对35个大中城市进行调查，30%以上的家庭会买此类保健食品馈赠亲友，而北上广等十大城市10岁以上的少年服用各种营养口服液高达83%。

　　早在20年前，315晚会曝光保健品就是传统的招牌菜。

　　1996年3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直播的3·15晚会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镜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提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发布《保健食品管理办法》。这大概是电视节目打假的雏形。全国几亿电视观众同时目睹了那不同寻常的一刻，意味着自1996年6月1日起，中国的保健食品正式纳入了法制轨道。

　　就在这部办法中，保健食品第一次有了明确定义：“保健食品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同时，一系列的评价程序、检验方法、技术规程、规定要求等出台。

　　也在这一天，保健食品开始实行批准文号的身份管理制度，即保健食品企业须为产品申请批准文号，在对外销售的获批产品外包装标注“国食健字”字样，为天蓝色，呈帽形，业界称“蓝帽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保健食品和其他食品一样属于卫生部门监管，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且终身有效。    　　但“蓝帽”制度逐渐受到质疑。行业统计数据显示，有些企业报批“蓝帽子”的各种费用超过1000万元，过去15年各个商家为审批“蓝帽子”费用累计超50亿元。昂贵的审批费用和时间成本，使中国成为全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准入门槛最严格、成本最高的国家。

　　花了那么多审批拿证的钱，企业总得赚回来吧？于是，虚假的广告宣传和夸张的营销攻势让产业危机四伏。

　　1995年，号称从中华鳖提取了大量营养物质，配合传统中草药，能够益智健脑、补肾强身的“中华鳖精”红极一时。为其形象代言的国家田径队伍“马家军”，更是让许多人深信不疑。后经曝光，所谓鳖精基本上是糖精合成，这个风靡一时的神药也被戏称为“一只王八养活一个厂”。

　　之后，公众信任度一落千丈，保健食品行业进入低谷期。根据《中国保健食品产业发展报告(2012版)》统计，当时仅剩一千家左右企业，年产值滑落至一百多亿元，其中60%是中小型企业。

　　低迷一直持续到了2005年7月1日。彼时国家食药监局制定的《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终身制不再存在，再注册与退出机制使国家对保健食品的管理由被动变为主动。

　　2008年，为实现监管职能的有机统一，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新划归卫生部，成为了其下属的部管局。相应的，地方药监并归到卫生部门。后遗症又相伴而来了……

　　但这么一改，食药监局马上就被弱化了。本来保健食品的专业监管人员就少，改革之后就更少了。现在，地方政府部门真正管保健食品的人员，可能并不懂保健食品，完全是在用市场监管的方法管理。由于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很好匹配到监管职责，前些年，管理格局不得不停留在“重审批，轻监管”的层面。

　　保健品到底有没有效果？为什么那么多人信？

　　对保健食品的质疑，存在于它模糊不清的功效及评价标准上。我国规范的评定标准和方法缺乏，不同的保健品和评价单位所用的指标和方法不同，缺乏共同的标准；评价效果的实验设计粗糙，对照缺乏或不合理，形同虚设；指标及其解释也非常随意。

　　2009年制定食品安全法期间，对于是否该将保健食品纳入食品安全法管辖范围，相关专家就有不同意见。

　　“当时有些专家说保健食品应该按照食品管，保健食品这个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更没有单独审批的必要，如果产品有保健功能，就应该放到药品里面去管。”一位参加过食品安全法征集意见的专家回忆道。

　　最终结果是，保健食品的概念在法规中“模糊化了”，2009年食品安全法中保留与保健食品相关的概念为“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我国将保健食品立法纳入食品范畴管理的做法很“独特”。放眼全球：澳大利亚将其放在药品内管理，允许宣称预防、辅助治疗等作用；美国、欧盟、加拿大则单独立法管理，美国叫膳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加拿大称天然健康产品(Natural Health Products)，欧盟是食品补充剂(Food Supplement)。

　　将保健食品纳入食品范畴管理的问题是，从法律层面制约了其声称预防或辅助治疗的可能，而这类商品的科学价值往往是发挥这个作用的。表面上不能提任何的功效作用，这些企业就变着法子来口口相传他们的“疗效”，会销、直销铺天盖地。

　　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保健食品纳入特殊食品实行监督管理，明确“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并对其广告做出规定。

　　在这个阶段，保健食品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法律地位，外部环境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同时，监管的相关措施也得以完善。2014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开始定期对保健食品进行风险监督抽检，花费大量的资金，主动出击，到市场上随机抽取样品检测，一旦发现不合格就网上公布。之后，食药总局专门设立了特殊食品司，承担这一职能。

　　没病，好好锻炼身体，多吃蔬菜多运动，别信什么神奇功效的保健品。有病，一定去正规医院，千万别信骗子的话，也别听信什么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