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目前生育转变已经完成，生育率稳定在较低水平。本文从妇女地位、妇女劳动参与和家庭的角度回顾中国女性在生育转变中的作用。中国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城乡妇女影响巨大，而在家庭和劳动方面的影响则并不同步。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城乡妇女普遍参与集体劳动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为生育率下降做了充分准备，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则为生育行为改变提供了必要条件。传统家庭性别角色与城乡妇女普遍的劳动参与长久共存，使女性面对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冲突，既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也是当前持续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制定和评价公共政策时，应采取多方位视角，避免将问题简单化，特别在涉及生育相关议题时更应重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生育转变；妇女地位；劳动参与；性别角色

一、引言：中国的生育转变和相关研究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从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演变过程，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是实现人口转变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死亡率降低、生育率快速降低、完成人口转变、生育率再次降低并长期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过程，并于21世纪初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开展旨在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倡导“晚稀少”(晚婚晚育、加大两胎间隔、少生优育)的同时，大力推广避孕节育服务。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1年的2.6，此后经过约10年的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生育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早生、多生、密集生育转向晚生、少生、生育间隔拉长。生育率下降和生育模式变化形成了中国21世纪以来一直稳定的较低生育水平，即使是近年来的两次生育政策调整也没有改变这种基本状况。中国的第一次生育率下降发生在农村人口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年代；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发生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期；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未引起大幅度的出生人数增加，且在2018年生育人数明显回落。这三种现象虽然发生年代不同，但是否具有某些内在的联系呢？本文将主要回顾和分析第一次生育率下降，并讨论其影响因素与当前的低生育率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

生育率变化是人口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曾有不少学者从经济角度总结欧洲人口转变和生育率下降的规律。20世纪80年代对欧洲生育率下降的研究发现，仅用经济发展不足以解释生育率的变化和差异，尤其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时有很大局限。有学者总结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生育率转变过程，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经济阈值，如亚洲6个国家(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的生育率下降到4.5以下时的人均收入平均约为380美元，而生育率下降至相应水平时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接近1800美元。亚洲的生育率下降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个人等因素，政府的政策倾斜包括提供避孕服务和控制人口的压力则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PP299-316)。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特别是讨论生育政策的作用；21世纪以来对中国省级和县级层面的生育率分析，则不约而同地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推动。但由于宏观指标的局限，尚未能完全理清不同时期的变化机制。已有研究的主要局限之一，是妇女地位相关因素在分析中的缺失，而对生育率下降的简单化解释可能导致对某些已知因素(如政策和经济相关因素)作用的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