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纳入公益诉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如何在新时代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提出了“中国之治”的重大理念，并做了系统部署，其中“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被明确提出，体现了公益诉讼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公益诉讼作为新兴职能，本身的使命就是将司法化手段引入国家治理体系，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依法行政。作为行使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和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任何有利于上述目的实现的“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在具体权力分配和运用上可能存在交叉或重叠，但在逻辑上都不是师出无名，任何没有做到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的行为，都未被禁止纳入“等”外领域。这次疫情出现后，党中央将应对疫情视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下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为社会各界有效开展疫情防控，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有利司法环境。《通知》要求，要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头防控，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注意发现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中存在的漏洞，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相关治理措施。这体现了公益诉讼在既有条件下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探索，但就实际而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并非只有疫情，疫情也并非只有野生动物可以造成，在重大自然灾害、热点社会事件中均可能出现，而每一场应对都是各职能领域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国家也更为注重防患于未然，更多的将精力投入源头治理，源头防控，系统治理，系统防控，联防联控。所以，此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检察机关探索推进传染病防治、野生动物保护“等”外领域的一次契机，也应是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的现实支撑，这不仅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公益保护需求，还是落实党中央“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求，以法律监督职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有益之举。

当然，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纳入公益诉讼不代表替代其他部门职能，公益诉讼的监督性质不会改变，主要工作原则也不会改变，还是应当立足公益保护，着眼于促进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完善相关程序，以及为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提供保障等方面，切实做到监督补位不越位，促进行政权行使得依法、高效和便民。

作答要求：

(五)请根据“给定资料5”，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角度新颖，观点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论证充分，语言流畅;1000～1200字。

【参考答案】

共建共治共享 保障公共安全

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关注民生的重要性，而民生水平的关键要素质疑便是公共安全。是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秩序。在“量”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涉及的利益具备足够的广泛性;在“质”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涉及的利益具备足够的重要性。而如何让公共安全能够报“质”保 “量”则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共建共治与共享。

保障公共安全需要建立奖励机制，鼓励民众勇当公共安全“参与者”。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中民众力量一直作为短板存在的，但是“木桶效应”告诉我们，提高木桶的整体效应，不是去增加最长的那块木板长度，而是要下功夫补齐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这只桶也必须补齐民众“这块板”。挖掘其深层原会发现是由于传统观念中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理论，导致大多数人在面临公共安全时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改变一想法则需将公共安全与民众之间建立密切联系，而奖励机制首当其冲。因此，为保障公共安全需要对民众及时作为敢于作为的转变提供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