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这期节目更好的留存，宿琪亲自为这期专访撰写了文字版——将专访精华归纳成10个经典片段，从而完整、精彩地记录这次极具深度，同时又极富观赏性的专访。

　　故事3：解密柳传志当年想跳楼的时刻

　　当年联想的技术人员对实验室里的结果是比较清楚，但要把它变成真正的生产线的时候，还是有不懂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当下决心要做的时候，在香港买了一家非常小的有生产能力的公司。当时买下这家公司，准备好生产以及要参加汉诺威的工业展共投入了100万美金。这笔钱柳传志可是把北京联想所有的家当作为抵押，再加上中科院和他自己共同借到了100万美金，这可是他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啊。1989年的夏天，正当北京联想的同事们巴望着他们的香港公司能在汉诺威展览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出了大事。

　　当时一位姓吕的香港总经理向柳传志汇报说，因为制造过程中为了买一个零配件耽误了时间，根本赶不上预定的汉诺威展览了。柳传志说：“顿时我就火了！错过了那个展览，第一批成果你卖不出去，后面第二笔钱回不来，资金流就要断了，还能上哪里借钱去？”

　　怒火冲天的柳传志立马要飞往香港。他当时做了一个特别的举动，不告诉香港公司的员工，更不允许他们到机场接他。刚开始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随意的安排，没想到这个举动背后有着深刻的含义。

　　“你怕走漏风声是吗？”陈伟鸿问。

　　“不是，没什么走漏风声的问题。因为这火气非发出来不可，你不说他们不知道厉害，你要在机场，你见了面，我跟你照样握手，微笑，我不说。到第二天，全体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到那再跟他发火再说，这不太象话。这人不挺阴吗？这算什么？如果在那发完火，第二天就没法发火了，没法发火教育不了员工。所以这话那天就甭见面。”

　　原来第一天不见面自有玄机，等着第二天的暴风骤雨呢！第二天，高层管理人员在一起开会，柳传志一开口说话话茬就不善。后来他说到激动处，说：“如果要是参加不上的话现金流就断了，现金流断了这公司就完了。而这钱哪儿来的呢，一百万美元，是我用国内的全体员工的辛苦劳动，再加担保和借贷来的，这一百万真没了，就应该跳楼。我到现在我就是个跳楼的人，跳楼的人说话，所有人都得听，而且不能光听还不算，我得问你们问题你们就得回答，你们就得以这种心情对待我。” 柳传志还走到了会议室的窗口边上，当时那个气氛很紧张，充满了火药味。

　　讲到这里的时候，整个录制现场安静极了，大家似乎都坐在了柳传志讲的那个会议室里。讲到精彩之处，柳传志也特意放低了语速，似乎专门要留一个扣儿，稍微缓了缓他接着讲故事。当他一顿暴风骤雨后，香港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怒火发泄完了，接下来大家赶紧想办法，检查工作，落实参加展览的各项事宜，那个积极主动性也是空前的。为啥当时这顿火发完了下属能够信服？为什么柳传志发的这么有底气呢？他说，这要看企业带头人在公司里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根本上让员工信服。

　　柳传志说：“姓吕的香港人他是总经理，我是董事长。表面工资，我们当时定工资是定了，两万多港币，我比他大概多一千块钱，但实际上，我大概实际是只拿了两千多块钱的生活费，其它我都交还给北京联想，交还给国内，这都是自觉行为。因为这就是，当一个公司小的时候，你真的负责人，你多干少得，你自然就有威信。我确实做所有的事，全都是为了公司。”

　　当年要跳楼的柳传志这个小故事的结果是他们的产品按时地顺利地参加了汉诺威的展览，但可惜在汉诺威没有伯乐被发现，而是后来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上，才被发现的。这一段故事讲完，陈伟鸿和他两句的总结中，同样有笑点。

　　主持人：

　　那在联想成立的初期，可能你常常要被这样，不规范的一些市场做法所击跨。

　　柳传志：

　　所打击，没垮。

　　主持人：

　　我用错了词。（观众笑）

　　柳传志“所打击，没垮”这五个字中，特别夸张了“垮”字，还拉长了很久。现场的观众都笑了，一个企业生死存亡时刻还能这样幽默风趣地表达，也是醉了。这一段关于要跳楼的故事是现场最活灵活现的，柳传志埋悬念，抖包袱，掀高潮，有点像马三立的单口相声，他天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也给很多企业家启示，如何学会沟通，做员工的思想工作那都是很大的学问。

　　无论现在的人如何唱衰电视业，但当你真的和这位企业家面对面，看到他的表情和眼神，听到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才能如此近地真切感受到他的魅力，这就是电视人的独特享受。但电视也有缺点，一晃而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电视实录记录下来变成文字的原因。

　　故事4：每年都要经历要死要活的抗争

　　在中国，如何在宏观商业生态下，在一次次的急流险滩中，把企业家个体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柳传志的创业故事无疑在思想层面给我们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柳传志在业内被很多人称作“精神导师”。柳传志坦言，创业阶段每年都会遇到一两件要死要活的事情。这些隐藏在企业家内心的委屈和伤疤现在听起来像传奇故事，但在当时，那就是一场生死搏斗的战争。

　　上世纪80年代，联想在香港拿到了总代理权以后，国内的电脑销路就异常顺利。有一年，柳传志和销售部经理就签了一个合同，意思就是销售部卖了多少，在产生的利润中就会提成相应的奖金。这一举措强烈激励了销售部的员工们，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这一年到年底的时候，销售方面大丰收，利润特别高。

　　柳传志：我们经理叫金开贵，老金光他一个人的奖金就有6400多块，6400多块那是1988年，当时的麻烦，规定什么呢？国家的规定是奖金如果超过了你三个月的月工资以上的部分要交300%的奖金税。整个部门里边一算下来，光奖金税我们大概就要交六七十万，等于快把我们这一年的利润的一大块就交出去了。

　　当年企业交税的政策并不合理，如果完全按照政策交，有可能企业就一年白干了。一边是柳传志的承诺，一边是政策的规定。到底该选择什么办法能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呢？公司专门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大概制定了三条路。一条就是把奖金发给大家，税也该交多少交多少，这样当然不会触碰到政策的红线，但势必来年的流动资金就很紧张，有可能影响到长远的发展。支持这种做法的有种“这一把把钱全分了，干不干再说”的劲头。第二条路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谓的让老同志们发扬风格。这种办法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句话是我在农场的时候，一听这话就紧张。大家你们猜为什么吗？我在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是1968年，插秧，一望无际的大稻田在广东的珠海农场，夏天，插秧那叫苦，那叫累。解放军连长动员，跟大家说前面就这一片，大概还有20亩，全连一块上，咱们插完，插完立刻回去休息。大家就努力插，插完到头坐下，准备回去休息，连长又宣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前面还有20亩。真是这样。这话多次听，听完了以后就紧张，你想我要跟大家伙说这话，马上说完以后，后面这员工，都是老同志，真的就威信全无。

　　讲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柳传志出神入化的表达把现场的观众都逗乐了。当年市场经济在中国还并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如何体现市场的价值，如何激励员工，看似小问题都是必须面临的大课题。除了上面两个极端的办法，会议中认为第三条道路可选，那就是拿获利的支票去换取现金，先不入账，悄悄把钱一发，税务局不知道就完了。这第三条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中间路线，也是踩了当年的政策钢丝，因为那是要冒风险的。但柳总最终拍板，同意了第三种方案，他也默默承受了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当年的奖金发完，公司员工皆大欢喜。但这事一年不到就东窗事发了，逃税的做法受到上级部门科学院的通报批评，还罚了9万多元的款。但柳总说，当年公司利润增长的厉害，9万多元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受到的警告也并没有因此抬不起头来，在他看来，给员工发奖金并不惭愧。因为当年的税法对于中小企业并不合理，一两年之后税法改革，这样的事就再也不可能出现。当年的奖金风波终于顺利度过了。

　　其实当年的这一件小事，对于初创期的联想却是大风大浪，能不能在大风大浪中平安到达陆地，是考量掌舵者的智慧和勇气的。面对捉襟见肘的流动资金，如何把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紧紧捆在一起，拧成一条绳，劲往一处使，现在看来顺理成章的很多激励员工的办法在当年那可是难以求来的“真经”。市场经济中，企业走在最前沿，政策往往跟随其后，所以企业的很多举动也是在“试错”，这一过程也改变了政府的决策。

文章转载自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