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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助理教授 宗祖盼;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李凤亮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学术和政策话语并为人们所关注，其发生在中国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及其确立，有着自身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获得言说的正确性、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具有“中国化”的特殊历程。从最根本上讲，中国文化产业观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经济不断崛起，文化价值不断凸显的潮流所致，是文化产业本身繁荣发展的结果，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一个背景——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特殊语境

中国大众文化的萌芽或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开埠城市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地已经初具规模，具有与世界的同步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可笼统地将它们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混为一谈。第一，从社会背景来看，中国近代开埠城市的文化形式虽具备西方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它们并非建立在中国发达的文化工业之上，很大程度上受到“西风东渐”和在华外侨的影响。第二，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近代大众文化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都市、大众和文化市场在近代中国只是局部的现象，无法发展成为独立的形态。与20世纪90年代全面兴起的大众文化相比，其影响范围非常小。第三，从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近代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短暂性与断裂性。

从观念溯源来看，在“大众文化”概念产生以前，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常出现 “大众” “大众化”“人民大众”等用法，但是这些与西方语境和当代中国语境中使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均不相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全面兴起的、具有广泛市场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中国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建立后的产物，其显著的特征就是赤裸裸的商品性、通俗性和消费性。在中国传统的表述中，所谓文化的“大众化”最初是指占人口多数的民众可以接受的文化形式，也就是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另一种表述。虽然它们有时也表现出商品性，但是在与主流文化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劣势，因此知识界并不需要“大众文化”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大众”一词被用来翻译西方“masses”和“popular”，其内涵已经显露出另外完全不同的层面。由此可见，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探讨既联系着当代中国文化市场全面兴起的事实，也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译介有关。

两条路径——“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一词具体在中国何时出现和使用，学界仍存异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经济学意义的“文化产业”观念的形成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第三产业”的讨论中逐渐显露出来的。1985年，国务院同意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带动了国内研究“第三产业”的热潮，而作为第三产业的文化艺术生产及其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的概念陆续被提及。由此可见，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文化产业”一词的使用，更多的是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强调文化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从另一条线索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文章被译介到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落地生根，催生了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热情。从时间上来看，作为批判意义的“文化工业”和积极意义的“文化产业”在西方世界本是先后发生的概念，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平行出现在了中国本土。这就无怪乎这两个词在国内的翻译和使用常常存在既统一又区别的混乱局面。换言之， “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在中国语境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基本上不存在前后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