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报近日针对“死亡教育”的报道在社会引起不小反响。同时，也有读者对死亡课是否有效感到怀疑。记者尝试联系上过该课的学生，他们或曾有自杀念头，选择生死课，就是尝试减少自己的伤痛，给自己松绑。

廖艳(化名)是广东药学院的学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成长，加上读大学后课业的重担，让她逐渐患上了抑郁症。廖艳出生在湛江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时我已经有一个姐姐了，爸爸一直都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廖艳记得妈妈告诉她，她被医生抱出来后，爸爸第一眼就是往裤裆上看，看完之后一声不吭地走了。后来，爸爸在城里偷偷找了个女人生下两个男孩，再把两个男孩交由乡下的母亲抚养。后来廖艳便和爸爸一起到城里住，而两个弟弟和姐姐仍在乡下和妈妈一同居住。因要遵守计划生育，对外父亲称自己只有一个女儿。

廖艳的家庭并不富裕，爸爸在当地当公务员仅有不到1000块的月薪，妈妈在乡下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靠一些农活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廖艳读大学需要一大笔钱，为了她的学费家里四处凑钱已经一贫如洗，到了大学之后，读医的课业负担又非常重。慢慢地，廖艳发现自己听课总是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老师讲课一直听不进去。加之晚上一直失眠，更糟的是经常感到胸闷，心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廖艳称，自己在大医院看病吃药已经有一年，而且她还到过心理咨询机构求助，不过症状并没有减轻，病情也没有好转。于是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这么不争气，没法读好书……” 自寻短见的想法屡屡产生，因为四周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了解她。

正是这个可怕的念头赋予实践之前，选修课列表中“死亡教育课”出现在她眼里。廖艳称，上了生死课，她还和老师保持联系，她的一些想法也得以改变。老师后来还给她开处方，他告诉我要相信自己没有病。”她说，因为吃药一直不好，所以老师判断她的身体并没有器质性变化，只是功能性失调，让她慢慢恢复信心。现在廖艳的情况已基本稳定，打算休学后返校跟下一年的师弟师妹一起上课，已经没有了自杀的念头。 (梁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