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文凭试在疫情下进行，昨日的通识科考试有约五万考生参与。对考生来说，最大的挑战未必是疫情，而是考题严重政治化。例如有一道题要求考生分析“新闻自由及社会责任”可能出现的“两难”情况，的确把许多考生考倒了。人们不禁质疑，要求中学生作出政治立场的选择，意图何在？通识科究竟要将年轻人引向何方？

通识科考试要求考生根据资料作出分析，其前提是资料内容必须准确，否则，建基其上的分析也就没有意义。恰恰，在这道被通识科老师视为“今年必答题中最难”的考题中，基本资料为一三年至一八年的“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意见”，结论是“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所受到的威胁或忧虑越来越负面或悲观的看法”，而这段资料充满偏见，并不符合事实。

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即使不是全球第一，也是位居前列，甚至是自由过头，变成滥用。这从近年一再有传媒鼓吹“港独”、“为美国而战”及将暴徒“英雄化”可见一斑。但为什么“新闻自由度调查”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原因很简单，这个调查是由臭名昭著的“香港记者协会”等机构作出的，有明显的政治企图。通识题引用香港记协的调查，却不提及来源，这不是误导又是什么？

诚然，考题也引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发表自由之权利受到“尊重他人权利”及“保障国际安全或公众秩序”之制约，要求考生指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可能出现的“两难情境”。这种答题的“开放性”，貌似客观公平，其实有很大的迷惑性，考生无论主张什么都可以，认同新闻自由不应该受限，“违法达义”、“公民抗命”有理，一样能得到高分。

虽然这道题目没有提及非法“占中”，没有提及旺角暴乱，更没有提及修例风波衍生的黑暴，但“意在不言中”。然而，正如新闻自由有边界，考试题目也并非百无禁忌。试想，德国的学生可以自由讨论“纳粹”吗？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可以自由讨论宗教禁忌吗？

事实上，既然言明是“两难”题目，必然没有统一的结论。然而，有些东西是受法律规限的，是不容置疑的。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一国是根本，离开“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讨论新闻自由，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学术上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实践中也会导致违法的产生。

橘生淮北则为枳。通识科可能初衷是好的，但在香港的特殊教育环境下，其政治化问题已越来越严重，甚至被指是年轻人走向激进的源头之一。港产数学大师丘成桐早就警告“通识科令人通通不识”，前特首董建华更是痛心疾首地指出“通识科失败”。今次的通识科考题，再次提醒市民及特区政府，通识科严重政治化的问题已到了不能不正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