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永利：以改革推进“互联网+医药” 助力在线中国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疫情，意外促进了“互联网++医药”的发展，其也是正在到来的“在线中国”的一部分。

　　进入2020年，快速蔓延的疫情对人们的出行和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推动人们对“互联网+”的重视和相关业务的发展，其中，“互联网+医药”，包括网上看病或复诊、网上购买药品或医用物品(线下配送或就近药店取药)、网上在线支付(包括医保在线报销)、网上医药监管等等，也成为一个重点，被广泛看好。

　　实际上，“互联网+医药(或医疗)”并不是新概念，近些年不少地方和经济组织也在积极探索和加大投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效果还不尽人意，其发展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所以，唯有加快推进改革，才能推动“互联网+医药”加快发展，更好地支持全民健康与全民小康建设。

　　笔者从“医药产业存在的问题”、“如何切实深化医药体制改革”，到“药品集中招采可能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深化药品集中采购”等四个方面中，试图勾勒“互联网+医药”的发展路线图，助力“在线中国”。

　　“四大突出问题”

　　我国医药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归啻为“机制被抑制”、“药品目录”、 “寻租空间”、“多级医疗体系建设被抑制”。

　　长期以来，我国药品生产、配送、销售、医保等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造成整个医药产业运行机制严重扭曲，医药医疗资源紧张与严重浪费并存，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及医患矛盾相当突出，已经严重威胁到全民小康、全民健康和脱贫攻坚战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纵观医药产业整个运行链条，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至少包括：

　　1、地方保护严重，市场机制被抑制。药品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地方保护、行政化管理突出，同种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繁多，大而全小而全，难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专业化、规模化大研发、大生产与集中配送，资源分散而浪费，同业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造成运行机制的严重扭曲，进而滋生出腐败等更多严重问题。

　　2、药品目录不科学不严谨。在包括地方政府、生产企业等在内的各方公关下，国家医保目录纳入的种类繁多，其中虚假创新、奇异剂型泛滥，加入医保药品目录程序不严格，监管不严厉，成为滋生各种问题的重要源头。

　　3、同种药品中标供应商过多，药品寻租空间难以消除。尽管各省级政府都早已建立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药品集中招采已经运行多年，但由于都是由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承办，往往只是议价，而没有真正的带量采购，使得招采结果常常难以落地。更重要的是，一种药品往往有多个供应商中标，中标后依然存在竞争关系，药品销售更多地依赖医生开谁的药、医院买谁的药，医院医生成为药品销售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医生、医疗机构在药品上的寻租(拿回扣)机会和空间客观存在，以药养医成为现实，腐败问题难以消除。即使在此基础上再实施“两票制”，由于没有消除医生医院在药品上的寻租空间，没有限定中介环节加成比例，依然难以缓解医生多开药、开高价药，造成药品严重浪费和患者与医保难以承受、医患矛盾突出的问题。

　　4、医院成为药品流通的控制环节，严重抑制多级医疗体系建设。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在医疗资源(包括资质赋予、医生和设备、医保支付等方面)聚集和药品采购规模上的优势突出，就造成中国处方药的销售高度集中到医院，目前仍占据整个销售规模的70%以上，与国际一般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在美国，医院销售的药品只占20%左右，主要是急诊和临床急用药品。即使是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基本上医院销售药品也不超过30%。由于以药养医的存在，医疗资源越来越向大医院集中，医院成为药品流通的控制环节，就使得社区医院、私人诊所、康养中心、家庭医生等占药品采购上就非常弱势，成本大大提高，致使其生存艰难，或者只能畸形发展。即使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多级医疗体系建设以及医院处方外流，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医院药品价格低于院外价格的情况下，处方和药品很难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