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律师协会期刊》2019至2020年冬季刊也刊登文章介绍中国的互联网法院。该文章认为，互联网法院是中国法院新技术的孵化器，其在新技术上的探索将逐步推广到全国法院。随着中国法院面临越来越多的案件量，中国司法系统正在寻求利用技术来建立更高效的流程，而互联网法庭就是一名“探险家”，不仅探索新技术的应用，也探索诉讼程序对技术的适应。该文章也认为，对中国互联网法院的观察应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其与司法改革一样，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司法的公信力，使司法系统更加公开、公正、专业（见图六）。

澳大利亚《外交官》网站在2019年1月刊载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指出中国法院转向人工智能，与中国法院正在推动的“类案同判”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在本轮司法改革中不断完善司法责任制，并在取消了案件审批制的同时寻求新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类案同判则是这种新机制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法院在大数据技术上已取得了长足的技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尝试运用该技术来实现类案同判，即“类案件强制检索与报告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法院正在以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司法责任制。

四、受到域外媒体关注的其他方面

（一）破产审理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19年11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中国的破产案件审判实践。该文章注意到，中国目前已设立了90多个类似美国的专门破产法庭，以便有效审理破产案件。仅2019年一年间，中国又在北京、上海、深圳增设了破产法庭。该文章表示中国的破产制度借鉴了美国第11章的规定，即公司在破产程序中进行重组。该文章还介绍说，许多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表示，中国法院在处理破产案件以及重组或清算公司方面非常有效，法院在破产案件上的业绩考核也促使了法官提高审判质效。此外，法院开始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例如，在电商平台上拍卖破产财产，通过微信与债权人和股东保持沟通，使用在线视频审理案件等（见图七）。法国《每日舆论报》也对中国法院的破产案件审判进行了类似的报道。

（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

美国《连线》杂志在2019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美国等国家并未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积极价值，并提及了中国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制度和限制高消费制度。法国《巴黎人报》介绍了中国的信用惩戒机制，并援引了新华社有关为“老赖”电话设置特殊彩铃、促使其尽快偿还债务的报道。法国《费加罗报》持续关注中国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制度，在2019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称，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中国法院2017年通过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共限制了615万人次购买机票；在5月的一篇文章中则介绍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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