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非常小的时间窗口摆在创新工场面前。

　　2010年4月，清华大学的麦当劳内，王兴坐在创新工场一位投资人对面，说了一句话：“200万美元总应该有人投了吧？”在这位投资人记忆里，这是创新工场有可能抓住美团这个日后巨擘的一个非常小的时间窗口，很快，红杉中国出手，投资额跃升，窗口关闭了。

　　问到成立十年的成绩单，李开复对此的反应是两手一摆，先把成绩结算的时间线拉长——如果从更早期来看，是因为时间不够，如果从现在来看，“已经有很多很厉害的公司”。他举出例子——如今比特大陆估值超过150亿美元，旷视科技估值超113亿美元，VIPKID估值超过45亿美元，知乎估值近35亿美元。况且，他强调，并非投中独角兽就万事大吉，捕获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如果赶在独角兽出头之日的末尾一轮硬挤进去，意义不大。

　　创新工场投中的17家独角兽，“几乎每一家都是从第一轮投入”，等了五年七年甚至十年，才等到它们成为独角兽，旷视科技为创新工场带来400倍的回报，VIPKID带来1100倍，“真的算基金的回报，肯定不会不好”。

　　综合错过与回报，李开复给创新工场的过去十年打了90分，至于未来，创新工场将投资阶段延展至全周期投资，但“肯定不只是一个投资机构”，做实业也在考虑中。不过要将实业做多“重”还未确定。

　　这会是属于创新工场的新的康庄大道吗？有机构也在走相似的路径，规模越做越大；也有机构对此持保守态度，认为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在能力范围内深耕才可能持久。

　　不过在李开复看来，方向是笃定的。他注意到美国有四家VC在过去十年崛起特别快，比如Benchmark。“他们为什么能起来？因为这些人有技术产品、创业经验，相对年轻，相对比较接地气。”他认为，这也是成立十年的创新工场的写照。

　　复盘

　　总体来看，创新工场对软件更为熟悉，他们投资的400多家企业里面，硬件项目不到10%，the one钢琴、美图手机、小牛电动、摩拜单车……创新工场的谨慎可见一斑。

　　李开复说，他们会特别在乎每一个创始人和团队，是不是很透彻地了解用户、竞争对手与行业，是不是对每一个开发步骤了如指掌……如果创业者没有被他们的问题所考倒，反而讲出很多他们没有料到的事，“这是我们最开心的，表示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料很有真才实学”。

　　他自己也说，尽管有很多创业者靠其他理由成功了，譬如胆子够大，口才够好，或者本身某些方面欠缺，但是后来找到其他人加入弥补团队，但在创新工场“严谨”的考量中，这些基本被pass掉了，“这就是我们的style，是我们的基因”。

　　如果从基因来看这家机构，创新工场的核心团队本身擅长技术趋势预测，高管当中有15位为理工博士，团队80%以上有技术背景或者理工学位，在投资时也偏爱技术背景创业者——技术讲究严丝合缝的严谨，技术人才构建的团队也自然严谨。

　　通常情况下，谨慎是件好事，但在机会稍纵即逝的投资圈，谨慎也意味着战线被拉得更长，机会可能因此错失。

　　“如果纵观十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学习不够快。”速度不够快的后果是在作出某些判断时会纠结，因纠结而产生错过，错过独角兽或者错过未来。

　　对大部分投资机构来说，错过不是一个陌生的语境。比如创新工场在游戏领域做了布局但不够大胆，即便当时已经认识到移动互联网新平台应该会有各式各样的应用出现，游戏也应在此列，但认识不够深刻，没能认识到游戏会在移动互联网上大有作为。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间已经到了2013年年底，属于游戏的机会临近尾声，“那时候再去投的时候，方法已经不对了，结果一定不是很好了”。

　　再比如电商，尤其是美团。2011年，眼看着千团大战如火如荼，创新工场内部的判断是——门槛低，烧钱烈，用户与商家并不存在真正的内生性的需求，市场只是被创业者所牵扯，刚需不够，所以，不能投。

　　没能投到美团，创新工场总裁陶宁并不觉得遗憾，美团从百团里脱颖而出并且笑到最后，当时谁又能看得出呢？况且，当时创新工场的基金还没到位，他们也没有经验能够立刻决定投资这样级别的案例。

　　至于今日头条，这是一家做引擎的技术型公司，应该在创新工场的猎场内，但是因为它当时在做新闻，商业模式也未走通，所以创新工场没投A轮。等到B轮，创新工场得拿出3000万美元，而创新工场当时的基金规模无法支持出手。

　　是的，看着今时今日的某些超级独角兽背后的投资机构名录里没有创新工场，李开复也承认，基于创新工场当时的基金体量与投资风格，他们是不可能投得到的。他们复盘过，有些原因在于学习速度不够快，理解深度不够，但最大的一点在于，当时弹药不足，无法参与需要投入巨量资金的公司“烧钱成长”模式。而资本市场如火如荼，他们不进，有的是别的实力雄厚的机构出手，竞争抬价，等到回过神来，更难以到达了。作为相对早期的投资机构，在2015年启动人民币二期基金募集之前，面对丛生的项目，创新工场基本只有一次扣动扳机的机会。

　　陶宁眼中最大的遗憾，或者创新工场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明明知道自己不够接地气，但并未快速地克服这一点，这大概也是管理团队出身大公司，尤其可能是技术主导信仰者的“通病”。

　　一方面，VC就是投新技术、新工具、新领域、新商业模式，但另一方面，需要正视的一点是，光有技术是不够的，技术要与商业逻辑并驾齐驱方能驱动变革落地，两者缺一不可。技术最终服务于产业，如果对产业的内生逻辑与规律认识不够深刻，可能就会导致错失、看不懂、投错。

　　看不懂的是什么？比如当年的滴滴。不光滴滴，快的创新工场当年也谈过，还不止一两轮，但结论仍然落在了“这个商业模式不成立”上。是的，它们会是很好的工具，会把空驶车与打车人之间的Gap缩小，会让打车这件事更有效率，但他们当时没能明白的是，既然打不到车，不就因为那个地方车辆难打吗？如果是早高峰，车辆就是无法到达，打车人就是打不到车——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死结，所以即便觉得这么个工具是有用的，但对应的需求可能并没有很强烈，何况推广不光很难还很费钱。

　　用李开复的话来说，没投滴滴的理由是，他们当时没有看到未来滴滴会有那么多大腿可以抱，移动支付大战即将开始，他们判断那会是一场无底洞的烧钱之战……

　　至于投错的项目，也与技术偏好有点关联。简单来说，这里是一个大数据项目创始人忽视商业化，与销售合伙人不和遂将销售外包，半年即陷入难以为继境地的故事。对技术的偏好使得创新工场在选择创业者时，更倾向于技术团队，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对商业化重要程度的低估。所以，尽管产品对，方向也对，但销售没对，也算投错了，“选错了创业者，如果连团队都组合不好，不应该选择”。

　　创业

　　时间回到2009年9月的清华创业园，李开复在这里宣布成立创新工场，主打天使投资+孵化模式。

　　他在博客里写道，“想到创新工场的未选之路，就让我想到罗伯特·弗罗斯坦《未选之路》的最后一段：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这话里有几分冒险精神的意味，李开复说这东西在他骨子里就有，只是在财务自由后才将其释放出，这是他为维护单收入家庭所付出的延迟动作。1998年11月，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微软给了他“很好的offer”，如此一来，冒险欲得到满足，人生风险并未增加。

　　当时他所有的朋友，无论中美，问他的只有一句，“你怎么疯了，所有聪明的中国人都到美国来了，你还认为你回中国还能找到聪明人吗？”李开复回答他们，“当然可以”。新的问题又来了，即使找到了聪明人，谁带领他们？答案是，“美国最顶尖的人会回去带他们”。

　　李开复打遍了能打的电话，把在美国做的成功的中国人都找了一遍，用各种方法说服他们加入，最后总算有几个人跟他回来重启一段从0到1的历程。“其实我们也在创业，也是在创造历史，咱们就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这是李开复说服张亚勤回来时说的话，他们一手创建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在随后的许多年中，为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才。

　　2000年，李开复升任微软副总裁，调回总部，2005年，他离开微软加入Google，创办运营Google中国，4年后，他离职Google，创办创新工场并担任CEO。陶宁在微软时就认识李开复，她知道李开复很早以前确立的目标就是回到中国工作，但后者选择“以创业的形式展现理想”多少让她有点惊讶，毕竟，在2009年，创业并非中国的主流，大众对创业者的评价也不如日后高端。

　　但她明白李开复想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心思。李开复当年博士毕业留校，后来选择离开进入产业界，实际也因循这一思路。做到谷歌中国总裁位置的他，继续做职业经理人，并没太多可选择的好机会，创业才是。

　　是的，创新工场的成立本身是一次创业，李开复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对技术与市场的理解，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服务于社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批人，跟着开复出来创业的一个简单的想法。”陶宁说。

　　从陶宁的加入讲起，这其实也是一个围绕在李开复身边的关于相信的故事。首先是对移动互联网的一致看好，他们都相信的是，计算设备会更加小型化、个人化、随身化，通讯行业发展会越来越快，数据会越来越两级分化（一部分大型的计算会在后台，一部分在前端），计算能力会越来越强劲，很多现实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比如地图应用。

　　也因此，创新工场第一个阶段的孵化，主要都是围绕安卓系统的移动互联网化产品展开。当时，苹果软硬一体化的路线意味着iOS不会是个开放的系统。况且相比iOS，安卓系统的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拿分发来说，苹果有Apple Store，而安卓还没有自己的商店。

　　基于安卓系统的不完善与开放，从安卓系统出发做产品就成为自然的选择，2010年时，创新工场孵化的第一批六个项目基本实现从硬件端到客户端对移动互联网的覆盖——点心、豌豆荚、友盟、应用汇、魔图精灵、七麦科技（原布丁移动）。

　　但其实，创新工场在2010年时已经在有意识地淡化孵化，原因在于，经过大家不遗余力地鼓吹和推动，很多创业者已经开始走入到移动互联网的研发中。此时，他们意识到创业圈生态的不完善是新的问题。一个现象是，真正的科技创业者多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稍有个人财富积累，父母也多为普通人，创业的起步资本从何而来？

　　一些创业者找到他们寻求帮助，“我们都是年轻的创业者，年轻的工程师，我们并没有人脉，谁来支持我们呢？创新工场能不能支持我们？”陶宁他们面面相觑，他们初期募资得来的钱规模微小，要投资，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们回到美国，观察硅谷的创业闭环是如何完成，活跃的创业生态圈是如何构建，“美国的创业者钱从哪里来的？第一有天使投资人，第二他们从VC拿到了钱，美国有大量的VC。而中国呢？”

　　他们去找了红杉、IDG、经纬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时，这些机构对于创新工场手上刚孵化了一年多的项目存有疑虑，仍然觉得过于技术化，过于早期。

　　创新工场可不可以募集一批钱，然后来支持创业者？自己做投资人，对创新工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只有十几个项目，我们并没有管理基金的经验，怎么说服LP，所以第一批的LP很多是战略投资人，比如SAP、Google。”

　　从孵化到VC，他们的LP，中经合集团创始人刘宇环帮了创新工场很多忙，创新工场第一批基金的合同甚至都是中经合的法务和财务帮助做的。

　　人民币基金的募集也在这期间展开。2011年，创新工场募了第一笔人民币基金，不过由于基金规模较小，仅有3.27亿元，所以“尚未学习到人民币基金的精髓”。2015年，创新工场完成二期24.9亿元人民币基金与3.03亿美元的三期美元基金募集，正式转成VC，投资转向A、B轮项目。

　　这一阶段对于创新工场本身的考验在于对行业与对商业化的关注，他们在看项目时开始关注产品到底要落到什么样的市场内，如何定价，如何商业化，如何捕获核心客户……包括人民币基金的运作方式和退出。一切从头学起。

　　2018年4月，创新工场完成四期美元风险投资基金的募集，规模5亿美元，定位VC+AI。当时，创新工场共管理6只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110亿元。国内技术崛起，创业进入科技创新阶段，创新工场看到了AI赋能的机会，转型技术型投资，李开复开始频繁地说起，“Tech VC的时代到来了”。

　　与其说这是创新工场的转型，李开复更愿意称之为回归。“其实我们一直想做技术VC，只是十年前创新工场成立时，时机未到。那个时候中国创业的主流还是模式创新和模仿美国，还没有科技创新的积累，所以我们就先做别的。”

　　未来

　　20年前，陶宁第一次见到李开复，后者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眼里除了科学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完全沉浸在技术领域里。

　　20年过去了，陶宁觉得创新工场最有创业精神的还是李开复——他觉得这个可以做，这件事也很好也可以试一试，他是公司里想法最多的人。

　　李开复的自我定义是，他很喜欢尝试新事物，在不同阶段都一定会分配足够的时间做一点新的事情，而有些事，就是要完成后才知道是否值得。

　　“其实人生充满了意外之喜。只要你勤奋，意外之喜就会来。”这句听上去鸡汤的话，在他的经历里确实得到了验证。2018年他出了一本书《AI未来》，解析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十年大趋势，书出来以后，不止新加坡、阿联酋、阿根廷等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要去向他请教AI的事情，还有很多国家的主权基金向他伸出投资的橄榄枝，“这些机会来了总要去捕捉一下”。

　　过去十年，创新工场进行了从孵化到天使，从天使到VC再到Tech VC的转型，对北京与华东区域实现了较为完整的覆盖，接下来，成长期项目的投资与华南区的覆盖，是他们想要加码之处。

　　2019年6月，创新工场大湾区总部在广州启动，三家主体——基金主体“创新工场智能（广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研究院主体“创新工场（广州）人工智能研究有限公司”及商业赋能主体“创新奇智（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州高新区同步启动，而创新工场已完成募集的第三期25亿元人民币基金也落户在广州（由广州开发区与广州市引导基金投资）。

　　用李开复的话来说，AI可以直接帮助公司降低成本或者增加回报，它的门槛在快速下降，越早拥抱，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碰到挑战时，如果比竞争对手更快降低成本或者增加回报，就能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也就意味着，不拥抱AI，灭亡的脚步声到来会更快。

　　如今向创新工场寻求人工智能指导或合作/AI赋能的，并非电商互联网公司，也不是银行保险公司一类，而是钢铁公司、石油公司、教育机构、医疗机构。

　　而在技术赋能的前提下，创新工场正在向全周期投资靠拢，“这是我们最好的阶段，发挥技术优势的时候来了”。李开复清楚地知道，尽管目前创新工场管理的双币基金规模约150亿元，但这个资金量级并不是他们的独特优势。创新工场的专长是在技术赋能场景，某种程度上，创新工场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创新工场投资的早期技术公司赋能中后期传统公司，让传统公司的收入快速提升；中后期传统公司为早期技术公司提供场景，让技术公司快速落地成长——两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工程院与创新奇智可以提供技术公司暂时没有的解决方案，作出更个性化与定制化的方案。

　　“加入创新工场，不用担心未来，我们都相信开复，会作出正确的决定”，作为创新工场早期成员的张亮经历过成立的过程，当时正是国内移动互联网与天使投资发端期，他加入创新工场，和很多人一样，出于一种纯真的兴奋感。

　　如今回头看做孵化的时光，李开复承认了自己的误判。重度的手把手式的孵化，跟超级独角兽的相关性极小。就连他创业导师的身份，现在看来也不是那么必要，尽管这曾经是李开复最耀眼的光环之一。“真正最强大的创业者，未必永远是对的，但他必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除非他说服了自己是错的，也就是说，他并不需要创业导师。”

　　他提到雷军，“无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会依靠机构化天使或者孵化器，更不会找一个创业导师带路，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或是迷路，而是那些最终能够做成伟大公司的人，一定是有着强大自信。”

　　如今，李开复的时间大体可以划成5份，用在投资相关业务、投后管理，对内的战略与部门的工作、对外的投资者关系，以及那些也许会被他的团队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事，用团队的话来讲，这得是200%的精力投入。

　　李开复试图以200%的速度走向未来。如今，AI成为技术投资举足轻重的新主题，AI赋能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当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件事时，意味着挑战更多，李开复的担子也更重了。

文章转载自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