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车轮加速时期，倒卖废旧钢铁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拾荒者们带来了最早的致富故事。而在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之后，年轻的创业者们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鲜的想法、互联网的思维和涌入的资本。

形形色色的人物过场。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亦有江湖。

如果循着垃圾处理这条产业链而去，各个环节看似不相干的人物，都能归在“回收”的大主题下：有一天挣一百块钱的底层拾荒者，也有被称为“京城破烂王”的拾荒老板和百亿身家的超级富豪，更有自称“废二代”用互联网技术做垃圾回收的年轻创业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车轮加速时期，倒卖废旧钢铁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拾荒者们构建了这个行业最初的粗疏脉络，带来了最早的致富故事。而在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之后，年轻的创业者们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鲜的想法、互联网的思维和涌入的资本。

直至今年夏天，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推广，让这个群体再次走到聚光灯下。全新的政策环境下，他们的人生或是衍变出了不同的版本，或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拾荒江湖：有人日入百元，有人做到“破烂王”

8月的一个中午，位于朝阳区一处街道的环卫中心正忙着当天第一波垃圾集中清运。拾荒者陶宇（化名）熟练地在一袋袋卸下的垃圾里翻找，短短一小时，他有了丰富的战利品：两袋堆了半人高的塑料瓶、三包废纸。

陶宇来北京三年了，零碎打工，时而拾荒，拾荒一天能赚100块钱左右。

下午，陈阳（化名）将自己收货的棕色厢式货车停在了路边。他在半年前亦从拾荒做起，靠着骑三轮，挨个小区翻垃圾桶，如今攒钱做起了类似拾荒“中介”的角色——拾荒者和周边居民将攒下的可回收物资卖给他，他再运到五环外卖给回收站。他每天开着货车往返京郊和城区，上午7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停靠在路边相对固定位置，打开货车的车厢侧门“开张”。

陶宇中午一小时的成果卖了七块七毛钱，他从兜里掏出二折皮夹，将那几张纸币还有几枚硬币塞进去。陈阳在一边传授着自己的生意经：“要有三轮车，每天晚上5点到10点就能捡出一百块钱。”

送走陶宇，陈阳开始忙了起来，来卖废品的人排起了队。他的回收生意是“自家人”经营，小姨在车厢里摞着一叠叠废纸板，并将其他垃圾简单分类放好，父亲骑三轮去周边回收，忙不过来的时候留下来帮忙。

塑料瓶六分一个，易拉罐八分一个，燕京啤酒瓶两毛钱，陈阳快速过着手里的瓶子，嘴里做着简单加减，靠在树上专用来放塑料瓶的编织袋，很快已从半满堆到近满。对陈阳来说，最值钱的废品是铁，“铁就像我们的黄金”，根据铁种类不同定价有差异，最贵的废铁他卖出过一公斤30元。

在民间拾荒者构建起来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中，过去人称“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曾做到了大老板，是陶宇和陈阳们的再上一级。

杜茂洲原是四川巴中的一名小学代课教师，和家人依靠每月22元的工资勉强度日。1989年，为了还清家中多年欠债，33岁的杜茂洲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到北京。在度过最初一段举目无亲、寻工无着的日子后，他托了老乡帮忙，去一家垃圾场捡垃圾。

那是1989年的秋天，杜茂洲第一次进入位于焦庄的一处垃圾填埋场。“一下子就高兴得不得了”，曾在老家做过无线电维修的杜茂洲看到垃圾场里丢弃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器，难掩兴奋，这些电器他经修理即可卖钱。“那时觉得垃圾场像个聚宝盆。”

开始捡垃圾后，杜茂洲一天就能赚回老家一个月的工资。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时人们再生利用的观念较淡，在垃圾场里还能捡到大块废弃的铜铁，“如果只捡铜，每天能卖一百多块钱，在当年相当于大学教师的月工资了”。

捡了两年垃圾后，杜茂洲即将家中欠下的六千元债款还清，这让巴中老家的人刮目相看。后来，经过当时环卫部门负责垃圾场管理的工作人员王维平许可后，杜茂洲带动巴中数百同乡进驻了北京的垃圾场。他们每月人均能在垃圾山上捡出1500元的收入，已算当时的高收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