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技术紧密结合

　　不可否认，“田间”“地头”直接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席卷各行各业，直播带货为中国经济全面开启了“云上经济”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当直播带货成为各路玩家争抢的“高地”，频繁翻车、假货不断、刷量造假、质量存疑、售后无门……种种乱象也渐渐浮出水面。

　　怎样让直播行业远离“开播卖货，下播甩锅”的困局？

　　朱巍建议，尽快建立以市场监管部门、商务管理部门和网信管理部门为核心的跨部门监管模式，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此外，可建立黑名单制度、信用评价制度和投诉监管制度。并且，行业标准应充分参照国家网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关于黑名单制度的规定，要做到一次违规、终身禁业。同时，做到消费者投诉应收尽收，规定时间内予以处理。

　　“监管直播平台责任在我国是政府落实互联网法律法规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互联网管理过程中存在实践问题的重要抓手。在互联网平台责任体系建设方面，要不断通过丰富现有立法和规则体系的方法，为互联网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同时不断加强立法的实施工作，强化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实践效果，让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切实产生更好的管理效果。”王四新说。

　　王四新同时提到，强化平台监管责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在实践中，会不断有新问题出现，要根据这些新问题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同时积累监管经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直播平台是公共平台，不能重流量轻责任、重收益轻担当，这已经成为广泛共识。

　　在朱巍看来，下一步，应着重强化平台的监管责任，将技术和法律结合起来。“我们以前只是考虑立法，很少考虑到技术的影响，只有将技术和法律相结合，这样的立法才有针对性。如算法问题、推荐问题、举报问题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等，这些在立法上已经写得很清楚，可就是一直落实不了。”

　　朱巍说，在内容审核层面，应该将人工智能和人工审核相结合，对直播作品中出现的不好的东西和负能量等内容进行识别和限制。“对于上热门的直播要有更多考量，确保内容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等。此外，在网络实名制方面，一个网红在某个平台上由于违法违规受到处罚后，应联合全网平台进行跨屏封禁，但现在的技术好像并没有打通。”

　　郑宁则建议，可推广网络主播从业资格培训与考试制度，逐步尝试建立相应的等级认证制度，禁止无从业资格人员上岗直播；还可以考虑建立社会化网络直播评估机制，对网络主播和平台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科学量化信用和风险评估(评级)，并根据评估的等级，剔除不合格的网络平台和网络主播，以净化网络直播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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