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互联网医疗成为“新基建”道阻且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马化腾、杨元庆等互联网+、IT界的全国政协委员都把目光投向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关于在“后脱贫时期”加强乡村振兴的建议》中，马化腾建议借助发展“新基建”机遇，突破地理条件限制，帮助数字医疗等资源更深入地扩大到农村。杨元庆则建议，加快建设覆盖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家庭、社区、医院、科研端数据共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央多次提及“新基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迎战疫情的过程中，数字健康(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在快速恢复服务、远程调度资源、伸缩供给总量、强化容灾备灾能力等方面，体现出巨大优势。数字健康形成的技术、产品、业态将在“新基建”中作为重要的细分行业、应用场景、商业模式。上海、吉林等地在新基建方案中更是首次出现“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智能医疗设备产品”等表述。

　　然而，要想让数字健康尤其是互联网医疗与5G、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等万亿级产业一道，跻身“新基建”的行列，并非一路坦途。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医疗卫生服务是否符合基础设施特征？

　　我们知道，无论是水、电、煤、道路、电信等工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都具有以下特性：一是通用性，即提供形态及其背后的技术标准都遵循“书同文、车同轨”的要求，实现了全园区统一、全市统一乃至全国统一，然而，医疗服务特别是医疗信息化、互联网为属地化管理，存在大量的“信息孤岛”“数据烟囱”；二是普惠性，即基础设施必须向所有使用者公平供应、非排他性供应，我国基本医疗服务虽然也要求实现公平性，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之间的公平性仍然欠佳。

　　数字健康尤其是互联网医疗的“基础设施化”起点比其他行业低得多。然而，互联网具有打破时间限制、空间限制、(近)零边际成本扩张的“天性”，即便在后疫情时期，仍然可以缩小医疗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差距，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如：医师、药师、心理咨询师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这都有助于增进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感。

　　近期，国家发改委提出“探索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国家卫健委加强智慧医院建设并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这都对互联网医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领域带来发展契机。

　　然而，互联网医疗产业是否真的将迎来继移动互联网风口、互联网医院风口之后的“第三春”呢？笔者对此并不乐观。据了解，与公立医院自建、自营的互联网医院不同，大部分风投(VC)资本、产业资本涌入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民营医疗机构)兴办的互联网医院模式，近期在很多省、市无法成功获得备案，在市场准入、收费立项、医保支付等方面撞上了“玻璃门”。一些互联网巨头、“独角兽”公司为确保现金流，纷纷转向政务信息化、政务互联网，与传统IT公司开展竞争合作，在一个容量有限且估值不高的“红海市场”拼杀。

　　这也不单纯是监管方思想解放、政策落实的问题，互联网医疗的投资方、运营方也需要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