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小传

　　曾卓（1922－2002），原名曾庆冠，祖籍黄陂，出生于武汉。
　　1946年夏，还在中央大学读大学的曾卓，受聘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编辑。《大江》吸引了大批进步作者和读者，成为武汉最重要的文艺阵地，峻青、李瑛、海默等作家、诗人，在这里发出迎接新中国解放的诗篇。武汉解放时，曾卓公开了地下党员身份，担任报社党支部书记、副社长。
　　1950年8月，《大刚报》改造成武汉市委机关报，1952年更名为《新武汉报》。这是一条全国独有的私营报纸经公私合营改造为党的机关报的路子。1953年1月1日，作为中南局机关报的《长江日报》停刊，同一天《新武汉报》延用《长江日报》报名，成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曾卓担任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兼任武汉市文联常务副主席。
　　作为著名诗人，曾卓诗作《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2003年，曾卓去世之后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

　　2001年，曾卓与夫人薛如茵同游海南 长江日报记者郭良朔 翻拍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探望在这里康养的曾卓夫人薛如茵。年届91岁高龄的薛老太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她端坐在窗前，戴着黑边老花镜，手里拿着4月30日的长江日报，细细品读着《70年，长江日报走出一批传奇报人》一文，上面登载有曾卓先生的照片和生平事迹。
　　说起曾卓，薛如茵说：“他是长江日报最早一批老报人，从1952年开始担任报社副社长，分管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从此与长江日报结缘。”虽然曾老去世17年了，但自己感觉到他从未离开。
　　读初一即发表诗作，思想进步被一次次退学
　　曾卓在文学上早早就崭露了头角。薛如茵回忆，1934年秋，曾卓考入汉口男一中。读初一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第一首诗《生活》。这是他第一次使用“曾卓”这个笔名。曾卓结识了几位高年级同学，加入了他们的读书会。这是一群倾向进步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曾卓和读书会成员一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6年加入武汉“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第一批成员。
　　在大妹妹曾小吟的印象中，曾卓爱好文艺，中学时就参加校内外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演剧、唱歌、演讲。“他虽没学过声乐，但唱起歌来，声音很圆润”。后来读书会有3名成员被当局逮捕，曾卓亦被学校辞退，不得不转学到黄冈正源中学。1938年3月，16岁的曾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武汉沦陷前夕，曾卓被家人送到重庆，就读复旦中学。进校不久，他就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大化领导的“吼声剧团”和“复活社”，担任地下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宣传革命思想。由于思想太暴露，曾卓在复旦中学又一次被劝退。后辗转到东方中学完成高中学业。
　　1940年，曾卓加入全国文协。他在复旦大学与进步诗人邹荻帆、冀汸、绿原等共同成立“诗垦地社”，创办《诗垦地丛刊》，为文学青年树起了一面时代进步的旗帜。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该校由南京西迁重庆，曾卓一进校，特务机关就通知学校当局要对他“严加监视”。
　　“武汉解放前夕，他突然消失了，后来才知道是当时武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避免国民党对他的迫害，将他转移到河南鸡公山去了，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妹妹曾小澜撰文回忆，在大哥的影响下，弟妹们都比较喜欢文学。正在上大学的姐姐和在念高中的她，还有年仅15岁的大弟弟在刚解放不久，都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或参加抗美援朝。
　　在长江日报的岁月，是他人生最繁忙最灿烂的时期
　　薛如茵告诉记者，曾卓在长江日报工作的岁月，是他人生最繁忙也最灿烂的时期，工作愉快，干劲十足。曾卓的老战友、长江日报老报人戴易山形容他：“他年轻、精力旺盛，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经常跑中南局、跑市委，忙不完的行政工作。曾卓这个人痴心不改，好像他的生命的最高层就是作诗。有时我感到这个将近而立之年的诗人很有趣，又有点天真，诗心如潮，腕底生辉，简直不可阻挡。”
　　“在长江日报，老报人周代与曾卓有着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薛如茵说。周代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曾卓：“大约是1949年的春天吧，在这所报馆阴暗幽深的唯一作为编辑部的大房子里，我见到了他。虽然那时我们早就书信往来了，而见面却是第一次。”

　　2001年3月5日，曾卓（前排左二）全家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郭良朔 翻拍
　　彼时，来自湖南小县城的文学青年周代，就读于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周代回忆：“人们每天拥挤在阅览室里，争读着刚从汉口送来的《大刚报》。大家最爱看这家报纸。而我和很多的同学，却最爱它的文艺副刊《大江》。从这块并不算大的园地里，人们呼吸到一种春天到来的气息。”
　　还是学生的周代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向《大江》投出了他最初的一篇诗稿。不久，稿子被刊登，编者在“编辑地位”中要求复函，以便邮寄稿费，再作联系。初试的成功，让周代激动不已，他又寄了一首小诗给《大江》。没过几天，这首诗又变成了铅字。编者还在报上对作者的创作热情进行了鼓励和指点。
　　武汉解放，从大学毕业的周代走上工作岗位。1952年，由于对报纸工作的热爱，也是受曾卓影响，他由机关调到已成为武汉市委机关报的《新武汉报》。周代回忆：“曾卓是社领导之一, 分管文艺组部门，而我是文艺组的一名小兵，直接受他的领导。曾卓为人谦和，大家喜欢他，他是那种领导、同志、朋友兼于一身的人。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永远珍惜这段美好时光。”
　　57岁复出，给中国文坛带来一片惊喜
　　薛如茵回忆，很长一段时间，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全家蜗居在汉口蔡锷路首善里三楼不足30平方米的房内。“顶楼房间矮小，伸手就能摸到房梁，挂条被单就隔出里外空间，那时候孩子们还小，就在里面睡觉。年轻人喜欢到我们家来，向曾卓讨教，他就在外间给大家讲故事。”
　　1979年，57岁的曾卓开始迎来他文艺创作的春天。《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他的《阴影中的凯旋门》，《诗刊》发表了他的《悬崖边的树》，《文汇月刊》为他开辟了《听笛人手记》专栏。曾卓的复出，给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坛带来一片惊喜。
　　80岁在病床上，还在唱《迎着太阳唱起歌》
　　在薛如茵眼中，尽管遭受了多年的冤屈与苦难，经历了坎坷的人生，但曾卓从不纠结于过往，他依然满腔热情，始终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非常随和的人。
　　后来，夫妇俩居住在汉口台北一村，离长江日报大楼很近。“报社的编辑遇到困难了，或者在任务紧急时，就到家里来找曾老请教，向他约稿。”薛如茵说，经常有报社的人来访，家里就成了报社文艺部同事开业务会的地方。

　　薛如茵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 长江日报记者郭良朔 摄
　　曾卓对报社的牵挂和感情从来都割不断，对于大家的约稿需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从不爽约。薛如茵称，曾卓给编辑的诗稿和文稿都是原稿，自己只留复写稿。曾卓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流。报社常常邀请曾卓给比他年轻三四十岁的记者编辑谈他过去办报的甘与辛、欢乐与苦闷。
　　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喜欢唱歌，跳踢踏舞，会演话剧，喜欢体育，凌晨起来看足球……这是曾卓生活的另一面。
　　著名作家董宏猷撰文描述他眼中的曾卓：“曾卓先生身穿他喜欢的大红的毛衣，白发如霜，谈笑风生，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先生的仰头大笑，童真，率性，痛快淋漓。在开朗纯真的大笑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曾遭受二十多年不白之冤的‘受难者’，而是一个历经炼狱、饱经风霜、仍然向往着大海、向往着暴风雨洗礼的‘老水手’。”“我们喜欢和曾卓先生一起唱歌。常常是薛阿姨弹起钢琴，我们一起放声高唱。曾卓先生最爱唱的是《青春舞曲》。”
　　薛如茵告诉记者，曾卓晚年查出肺癌，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亲朋好友来看望他时，他总是乐呵呵的，还跟大家一起唱歌，乐观豁达的天性感染了每一个人。80岁生日，曾老在病床上还在唱《迎着太阳唱起歌》。
　　2002年4月10日，刚度过80岁生日的曾卓离开了这个他热爱的世界。“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终于没有被打败！”最后告别时，他用颤抖的手留下绝韵。
　　薛如茵回忆：曾老弥留之际交代后事，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在他去世6天之后，长江日报大楼21楼会议厅，一场用鲜花、诗作和歌声交织的追思会举行，从各地自发赶来的几百位文艺界挚友、亲朋同事，用诗歌与曾老对话，用歌声表达缅怀之情。
　　“嘿呦嗬，嘿呦嗬，齐心合力把纤拉！嘿呦嗬，嘿呦嗬，拉完一把再来拉一把！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开世界的不平路……”薛如茵老人哼唱起那熟悉的旋律。她说，17年前的追思会现场，她指挥大家高唱起曾卓先生最喜爱的老水手之歌——《伏尔加船夫曲》，祝福这位“老水手”向着大海顺利远航。（长江日报记者谭德磊）
　　【编辑：叶子】
　　（作者：谭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