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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河北邯郸的高雅宁驾驶特斯拉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以“自动驾驶定速模式”行驶。在遭遇位于前方的道路清扫车时，特斯拉车载人工智能却未采取任何紧急制动或避让措施，导致高雅宁径直撞上道路清扫车，并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作为我国首起基于人工智能的侵权案件，此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发生大规模的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但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其后或将有类似的案件诉至法院。因此，有必要就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进行前瞻性讨论，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以保障生产者、使用者及受害人的利益。

人工智能的定义

关于人工智能，目前学界有诸多不同定义。尤其在判断智能的标准上，更是有着极大争论。笔者认为，从机器到机器人，人工智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备了在数据交换的基础上完全的自主学习能力、基于具体环境信息下的自主判断能力，以及自主作出相关行动的能力。概括来说，人工智能是不需要人类介入或干预，即可进行“感知-思考-行动”的机器人。

至于基于人工智能设计的自动驾驶汽车的概念，各国规定也不尽相同。依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给出的评定标准，自动驾驶可分为6个等级。其中，第0-2级为辅助驾驶车辆；第3-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车辆（Highly Automated Vehicle，以下简称“HAV”）；第5级则被称为无人驾驶车辆（Self-Driving Car，以下简称“SDC”）。

本文所称的自动驾驶，并不包括辅助驾驶。下文分析均基于第3-5级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下的交通肇事情形。

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的适用困境

（一）过错侵权责任原则适用困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归责以过错责任为核心、以无过错责任为例外。但是，在自动驾驶汽车侵权中，通常难以确定当事人的过错。

以特斯拉汽车为例，在启用SDC模式下，人工智能将独立接管全车的驾驶控制系统，而无需驾驶员进行任何辅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驾驶员已经完成了由司机到乘客的角色转变。那么，当发生交通肇事时，若法律将过错归责于驾驶员，则与发明自动驾驶汽车的意义相违背。同时，也将对驾驶员造成极大的不公平，因为这将使其对非因自身过错导致的结果负责。但是，若将过错归责于生产者，也难以自圆其说。究其原因，事发时，人工智能系统是基于自我学习感知而作出的行为，生产者本身并不干预人工智能的具体行动。

（二）产品责任难以举证

当侵权受害人无法以过错责任要求驾驶员赔偿时，理论上似乎可以引用产品责任的无过错原则，以产品缺陷为由，向生产商、制造商追偿。但是，在实践中，该追责方式同样极为困难。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受害方负有证明产品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但就自动驾驶汽车肇事侵权案件来说，证明其外部机械设备制造缺陷较为容易，证明警示缺陷也有可论证空间。但是，若存在内部的人工智能设计缺陷，由于其技术的高精尖性及不可预测性，受害方很难证明该人工智能自主学习后的程序运行结果是有缺陷的，更难以进一步证明该算法运行结果会有“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且其后天的学习不为初始制造人员所控制，所以，仅从技术层面论证，很难将责任归咎于生产商。生产商甚至还可以援引“开发风险”抗辩或以“技术中立”来主张免责。

（三）人工智能本身不能成为责任主体

有学者指出，既然无法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过错责任与产品责任，那么，能否由人工智能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目前来看，这个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只有法律主体可承担法律责任，而人工智能尚不具备法律人格，无法成为法律主体，故也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若想调整和规范人工智能侵权问题，需对现行法律规则作出进一步完善。笔者提出以下构想，以供讨论。

明确自动驾驶下的风险分担原则

由于人工智能无法独立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当自动驾驶发生交通肇事时，在无法直接适用现有《侵权责任法》的前提下，应当将产生的风险进行分配，以明确侵权责任。

（一）风险控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