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后SARS時代，上演最大規模應急演練

7月25日，2019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寧夏主會場。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時間設定在2020年，來自X病毒疫區——A國的XD930航班降落在寧夏銀川河東機場。

航班上一名旅客在通過入境檢疫通道時，被體溫監測儀探測到發熱。海關衛生檢疫人員引導該旅客至醫學排查室。實驗室快速檢測結果顯示，該旅客X病毒陽性。

機場海關立即啟動口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向銀川市衛生健康部門通報信息。隨后，海關工作人員初步確定該旅客的密切接觸者名單，登記密切接觸者的個人信息和聯系方式。

衛生健康部門接到海關通報后，上報上級主管部門和同級政府﹔疾控人員到達機場核實疫情，旅客相關標本送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中國疾控中心”）復核﹔傳染病專用救護車抵達機場，將感染者和家人送往醫院……

這不是科幻電影中的場景，而是2019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中的片段。這次演練通過模擬突發急性傳染病突然傳入中國的情景，對我國衛生應急體系進行“全面體檢”。

這是“非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

2003年的“非典”——那場奪取了眾多生命的大疫情，像一道“分水嶺”，影響至今。中國衛生應急體系建設由此發端，並在此后十多年間快速成長，日漸完善。

如果“非典”重來一次，我們准備好了嗎？

　　看不見的敵人

隻有在電子顯微鏡下才會現形的微生物，尤其是病毒，是人類看不見的敵人。

它們以不斷進化的自我繁殖方式，逃脫人的免疫系統，致人感染發病，並在徹底擊垮感染者之前不斷進化，與時間賽跑，尋找新的宿主。

流感病毒、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病毒、埃博拉病毒……人類與病毒的抗爭從未停止，病毒引發的疫情一定會來，但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難以預料。

16年前，SARS疫情就是這樣突如其來，給了人們沉重一擊。2003年春天，SARS自中國廣東肇始，隨后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發。

回首往事，不少親歷者對“滿城盡是口罩人”的畫面記憶猶新，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應急辦公室主任許樹強更是歷歷在目。當時，他擔任副院長的中日友好醫院被劃為專門收治“非典”患者的定點醫院，他曾在抗擊“非典”的前線，和SARS病毒短兵相接。

疫情肆虐的初期，從政府到醫療機構，處於被動應對。醫護人員的防護裝備隻有口罩、帽子充足，目鏡、拖鞋、隔離衣短缺，也沒有防護服，工作時眼睛、耳朵等都暴露在外。工作分區也較為簡單，消毒設施簡陋。一段時期后，各項醫療防護裝備才逐步齊全。

官方權威信息缺席，流言四起。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貨架上的板藍根、食醋、口罩被搶購一空。

“應急准備、資源調配、新聞發布，都存在不少的問題。”如今回想起來，國務院應急管理專家組組長閃淳昌毫不諱言“非典”應對中政府暴露出的不足。

在他看來，當時中國政府缺少系統應對突發傳染病疫情的准備和經驗，“我們沒有絲毫准備，從來沒有碰到過這種突如其來的疫情。”

各部門也缺乏配合與協調溝通，“中央和地方、醫療機構之間互不通氣，感染病人的數字都統計不上來。”

在當時，政府因未及時公開“非典”疫情信息而飽受詬病。閃淳昌坦言，“非典”初期，信息的確不夠公開透明，除了拿不到真實統計數據的客觀原因外，政府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意識，“當時沒想到要把突發事件的真實情況及時、如實地向社會通報。”

　　生死時速

此后多年間，許樹強一再經歷這樣的危機時刻，但情景早已今非昔比。

2016年美洲暴發寨卡疫情。這種主要通過伊蚊叮咬感染的病毒，尚無疫苗可預防，患者感染后會出現皮疹、發熱，極少數重症患者有生命危險。2016年2月1日，我國先於WHO啟動了由18個部門組成的應對寨卡病毒聯防聯控機制，做出防控工作部署，加強輸入疫情監測，為疫情防控爭取到了主動。

2月7日，正是除夕夜，許樹強的手機被此起彼伏的拜年短信轟炸。鈴聲響起，以為是一通尋常的拜年電話，但聽筒裡傳出的急促語氣讓他緊張：江西發現一例疑似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從寨卡病毒疫情發生國委內瑞拉旅行回國，返回江西老家。“這名患者公民意識很強，他入境時沒有症狀，回到家開始發燒，立馬跑去醫院，並告訴醫生自己是從寨卡疫區回來的。”許樹強回憶說。

2月8日，患者相關標本被送至中國疾控中心復核檢測。

次日，患者確診，這也是中國首例寨卡病毒病例。隨后，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向社會公布疫情信息，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與此同時，中國疾控中心和江西省衛生部門分別組織專家進行風險評估，認為此次輸入病例引發傳播並進一步擴散的風險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