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之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正式成为世界上拥有第二多数量的大国，仅次于美国。

中国建设和运行56座核电站这一数量在2019年得到了刷新，最新数据已经变更为62座，至此，中国全面进入三代核电建设周期。7月24日至26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指导，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办，国家电投承办的“与共和国共成长 新媒体走进新国企”之“核铸强国梦”的活动现场采访中获得了这一信息。

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的重大集成，国和一号(CAP1400)是在消化、吸收、全面掌握中国引进的第三代先进核电AP1000非能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再创新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功率更大的非能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是中国核电高质量、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

国和一号总设计师、国家电投上海核工院院长郑明光表示，截至目前，国和一号已形成知识产权6513项，形成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392项。国和一号在国内相关大学、科研院所、制造业等产学研近400家单位、2万名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历时十年的科研攻关，健全完善了先进核电技术研发、设计、制造、安全评审等体系，推动中国核电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实现了从二代向三代的整体跨越。

时光倒退回45年前玉兰竞发的长安街，最西端的京西宾馆迎来一群特别的上海客人，缪鸿兴便是其中一员，身为“一期核电”副总设计师的他，从那一天起，与中国自行设计的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

待至当年3月31日的下午，缪鸿兴和他的同伴们，怀揣关乎开创中国核电建设先河的压水堆设计模型，叩开了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大门。

决策

1970年，一场关乎中国发展起步的浪潮正愈来愈近。

最早释放宏观信号的是顶层中央。1956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这是可考证的国家领导人最早明确为原子能发展“背书”的定调之一。

市场的供需反应适时而来，上海和华东地区电力短缺的问题，激起了国内首座核电站的建设欲求。

1970年2月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指示：从长远来看，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华东地区用电的问题，需要搞核电，同意上海市研发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上海市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动员和部署上海核电研究和开发工作。

历经多年酝酿，一项重大的历史决策得以催生落地，那便是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原子能发电。

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专委会上亲自审查批准了《上海“七二八”核电工程建设方案》及《“七二八”核电站设计任务书》，指出：“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按照中央的意见，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且为中国核电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央频繁释放的宏观信号，开始吸引专业人才的眼球。事实上，早在1967年初，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反应堆控制专业组教员的缪鸿兴，便闻悉上海有可能展开核电站建设的风声。

年轻气盛的缪鸿兴和研究室的伙伴们，敏锐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主动撰写了一份报告，请缨参加核电站一线建设。

上级批复很快到了：同意！缪鸿兴所在教研室的一行23人（含家属）集体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决策——举家南迁，调入当时上海成立的“一二二工程筹备处”参加上海核电工程的建设。

1970年2月8日，为了响应周恩来当年关于在上海建设核电站的指示，上海市科技组成立上海市728工程处，包括缪鸿兴在内的多名专业人才，正式成为了“728人”。

在推动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共同目标下，缪鸿兴的个人决策，与中央的宏观决策，不失时机地构建成一个重叠。中国首座核电站建设的正式起步，一触即发。

1981年10月3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五委一部《关于请示批准建设30万千瓦核电站的报告》，1982年6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工业部正式上报《关于请示批准30万千瓦核电站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的报告》。同年11月，国家经委批复同意核电厂址定在浙江海盐县秦山。1982年12月3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

难题

创业的热情过后，难题紧随而至。

缪鸿兴认为，以当时的境况来说，中国搞核电站最大的困难是材料和设备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