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那年，在天津南郊咸水沽镇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按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一个国家新政权的建立不会产生什么认识和思考，但那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永生难忘。

　　1948年，我父亲带全家到咸水沽镇说书演出，当地一个地痞叫王六儿，听书不给钱还张口骂人。父亲深知，旧社会闯荡江湖的说书艺人是社会底层的弱者，无力反抗流氓、地痞的欺辱，于是找到了善于“打和”的“范爷”，经一番说和，父亲出钱在饭店里请了一桌，才算平息了这场事端。听书不给钱还骂人，封台、捣乱，最后还得请他吃饭，这件事使我们全家人心中都挽起个疙瘩，难以解开。

　　转眼到了1949年，天津解放了。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冬天，津南咸水沽进驻了“土改工作队”。街道主任安排在我家外间的闲屋住了四个工作队员，他们都是穿着灰布棉衣的共产党干部。自从他们一住进来，就天天帮我家挑水、扫院子，他们经常开会很晚才回来，但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爸爸说：“这共产党的官，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

　　没过多久，在李家书场召开了一个“坦白大会”，公审地痞流氓王六的罪行。当时书场里座无虚席，立无寸地，全镇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揭发王六的恶行，其中也有人揭发了他听书不给钱还讹顿饭吃的事情……他就是这个镇子的公害。最后，工作组宣布定他为坏分子，劳动改造，定期汇报，天天要拿着扫帚扫大街，收拾垃圾……很多群众说：“这就叫，当报不报，时候没到，共产党一到，坏蛋全得报！”

　　我全家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个国家还是讲公理的，这个政党是让老百姓顺心的。

　　新中国给我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认识。

　　父亲的一生中经常好说两句话，一句是“下苦功，长能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另一句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地里受罪”。这是江湖艺人的最高奋斗目标。然而，我在20岁就参加了文化主管部门属下的专业文艺团体“本溪市曲艺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领导经常要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我们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再不是为了“显贵”，为了“吃喝”而工作。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文艺应该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

　　因而我们团经常下乡、下厂矿、下部队演出，在这些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1962年，我带一个演出队下乡到本溪下马塘公社为农民演出。下了火车，我们从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往山沟里演，演到尽头叫“施家大队”。演完之后，我问公社的文教助理：“全公社的农民朋友都看了演出了吧？”助理说：“基本都看了，还有一户在紧沟里从来没看过文艺节目。”我说：“怎么可能，他家没有收音机吗？”助理说：“没有，沟里根本没有电，他家现在还点油灯。”我惊愕，忙问：“那家几口人？”助理答：“就一个老太太，原来是四口，老两口一儿一女，后来，女儿嫁出去了，儿子当兵了，她老伴死了，我们劝她搬出来住，她说什么也不出来，说在这住惯了，不愿意离开，并说要和她死去的老伴做伴儿，她老伴就埋在她家房后头。按说，她还是军属呢。我们照顾她，她不出来呀。”

　　我决定要为这位没看过文艺节目的老太太说段评书，于是，在文教助理的带领下又走了十五里路到了她的家。山坳里，小溪旁，独门院，茅草房。老太太是个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人，公社助理向她说明来意，老太太只是点头，接着我便给她说了一段“隋唐演义”里的评书片段《程咬金卖耙子》。40分钟的时间，我说得很认真，她听得很专注，时而发出了笑声，给一个观众演出，这是头一回。听完之后，老太太问我：“你说的那个人，后来咋的啦？”我说：“那就等下次来时，再给您说。”于是我们告辞，老太太送到院门外，脸上的笑容包含着感激和感谢。我与文教助理走出老远，回头看时，那老太太还站在院门外，望着我们。助理说：“老太太这是感谢呀！”我说：“应该感谢她，感谢她认真地听了我一段书，她会记一辈子，我也会记一辈子的。”

　　多年来为解放军演出是习以为常的事，逢年过节下部队、进营房，去师部、军部，搞军民联欢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但中国文联万里采风去新疆红其拉甫口岸慰问中巴边界边防部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