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明确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四类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并对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行解释，对于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等情形，将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中国青年报》9月3日）

考试作弊古已有之，但以往，多以行政处罚予以惩戒。与考试作弊的高回报相比，这样的轻罚无异于“蜻蜓点水”，很难起到真正的威慑作用，以至于各种作弊事件层出不穷，考试作弊之风愈演愈烈。而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将“考试作弊”入刑，可谓由“行”入“刑”、处罚加重的一大突破。正是借由这次颇具意义的“修法”行动，将组织考试作弊行为、非法出售、提供考试试题、答案行为以及代替考试行为，正式确定为犯罪行为，并明确了相应的刑罚阶梯，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客观而言，“考试作弊”入刑的震慑作用，可谓是立竿见影。据资料统计，自《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来，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组织考试作弊犯罪的案件5000余起，依法行使打击违法犯罪人员上万名，查获涉考的学生10万余名，收缴作案的器材有50万余套，捣毁作弊器材的生产线100多条，有力打击了考试作弊犯罪。但是，也应看到，从立法的角度看，有关刑法条款还不够具体。比如，刑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等才能构成犯罪，但究竟什么才属于法律惩处的范围，刑法并未作出明确认定。又比如，对于何为“情节严重”，在刑法条文中也找不到答案。由此，给司法操作带来不小难度，也不利于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

审视刚出台的《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有的放矢作出了若干修缮。比如，《解释》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四类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将“入罪”限定在这些类别考试的范围之内，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进行打击，避免出现打击范围偏大的现象。

此外，该《解释》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对“情节严重”也作出了具体明确，规定组织跨省作弊、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等6种情形，均可视为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严重”，特别是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这三类考试中组织作弊的直接规定为“情节严重”，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进行操作，更有利于遏制危害更大的考试作弊种类。

从司法实践看，对于考试作弊犯罪的惩处，虽说刑法修正案明确了两个量刑幅度，但现实中鲜有被重罚者，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是拘役等轻刑的，也不在少数。根据《解释》，对于一些“情节严重”的考试作弊者，将面临最高七年的刑罚。不仅如此，《解释》还明确了考试作弊犯罪的职业禁止、禁止令和罚金刑适用规则，这就意味着，对于组织和参与考试作弊的不法分子，将付出更为高昂的违法代价。

最新《解释》的出台，通过司法解释的“准立法”作用，在立法精神的框架内，对考试作弊行为发出了更强有力的遏制攻势。随着法治的不断健全，考试作弊乱象将得到更有效规制，而考风纯净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公平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