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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变革是在改革开放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升级转化着变革的主题，调整着变革的内容和重点任务，以呼应人民对于改革开放发展的期待，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国家治理改革的主旋律转换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之所以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根本原因在于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社会在多元化过程中进一步分化，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元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国家在内的上层建筑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必然选择。

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应该抛弃现代化有单一模式的思维定式，避免用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简单评价中国的举措，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客观评价已经取得的治理成就，清醒辨析当下中国的内外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条件、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就绩效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成就显著，形成了渐进式的增量变革方式。然而，经过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条件、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首先，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难题无法通过渐进方式延缓，也不能借助增量改革来替换，必须直面和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形象地分析改革难题：“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问题给“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方式留下的空间和时间有限。

其次，就改革的内外部环境来说，随着国内社会的多元化，社会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的累积，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滋生了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国际社会对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寄以更大的期待，同时也存在着忧虑或猜疑，一些长期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国家更是不时采取些伎俩，试图恶化中国继续发展的条件。

再次，就改革推动的过程来说，存在着碎片化和执行难的问题。部门利益严重，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缺乏协调性，在一些重大的监管领域，出现了“九龙治水”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部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结果。这些问题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障碍，也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关键期，能否精准地回应这些挑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国家治理逻辑的顺利转化，可以更充分发挥中国应对挑战的制度优势。

国家治理逻辑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全面推动各个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8年3月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则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组织体系和方式、运行机制等，以制度规定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争议不决的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问题。党内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为党全面领导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出了基本遵循。

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当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

一是主题的转化，即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探索改革，转为突出“顶层设计”的整体推进式改革。

与“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相比，“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式有三个明显特点：首先是成立了专门负责改革规划、统筹协调、推动督促的机构，实现了“顶层设计”主体的制度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任组长，总揽各领域改革的规划和统筹工作。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领导小组制度化为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确定相关领域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