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向善:人类和科技的共同觉醒 　

　　有人说,科技是本来就存在的公理或事实,人类只是发现了它而已。那么,科技究竟是否可能按照人类的善恶观念行事?善和恶是人类定义的价值观体系,是以人类的认识为核心的认知结果,那么,善恶和科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多年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先生曾问过我一个问题:什么是价值观?我的回答是:价值观第一就是“什么不能做”,这是底线；第二就是“什么更重要”,也就是把什么排在第一位。因此在我看来,科技善恶与否的关键,取决于人类如何定义科技、如何利用科技。

　　“向善”和“不作恶”是一个价值观目标,也就是尽可能地让科技为人类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服务和体验。只不过,“向善”这种表达是人类主观积极性的一种陈述,它实际上就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什么不能做”“什么更重要”的选择题。

　　从凯文·凯利到赫拉利:人类只是技术的佐证和附庸?

　　在讨论科技如何“向善”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认清科技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科技思想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看来,科学技术和生命的本质是数据和信息,科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有自我,有自主性,能独立进化甚至能产生意识,并最终和宇宙合为一体；科技的出现早于人类,非人类发明的工具。他开创性地将科技作为一种生命态去解读,认为科技是单细胞有机体、动植物等之外的“第七种生命形态”。

　　凯文·凯利认为存在一种“外熵”的力量,利用技术元素在初始的混沌宇宙中孕育有序的天体,也最终孕育人类等生命体。技术元素按照自己的节奏、规则和方向发展,人类则不再拥有完全的掌控力,呈现出一种走向失控的趋势。

　　如同所有父母看待孩子的成长一样,技术元素的发展也会使我们感到失控的忧虑。在技术元素的影响力、独立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整个人类都身处在技术带来的负效应之中,这使得人类的存在更像是为呈现技术而存在的,技术更像人类的主宰。

　　很多知识分子也认为,如果科技能尽可能地不作恶,就算是谢天谢地了,更何况“向善”?如果科技有自己的意识和发展轨迹,人类只是科技的附庸和佐证,那么,奢谈“科技如何向善”就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再从“科技本恶”角度思考,很多人或许会对科技有更加悲观的认识。比如,科技极端悲观主义者卡辛斯基(Kaczynski)认为,在完全的自由市场中,超越人类智力的机器人对人类的影响,相当于北美洲有胎盘类对南美洲有袋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无数其他物种的影响)。

　　人工智能产业将在材料、资源和空间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会把价格推高到人类无法承受的程度。由于无法负担生活必需品,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可能将不复存在。卡辛斯基的核心观点是——“自由与科技进程互不相容,因此必须终止科技进程。否则,人类将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并被摧毁”。

　　相比之下,凯文·凯利算是乐观主义者。他希望“科技能帮助其他人找到自己的方式,使科技产生的福利最大、代价最小”。在很多人眼中,技术和人类的关系,似乎正沿着凯文·凯利预测的方向发展——科技与人类正在逐渐融合,或者说人类已成为呈现科技最适合的载体。

　　《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这本书中也提及了与凯文凯利相似的但更具体的观点:从现在看来,世界有三个趋势,对应着人的三种不同的命运:科技和人工智能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作为一个工作者的经济价值、军事价值都没有了,政治经济系统就会认为人没有价值；也许人类整体还是有价值的,但每个人作为个体是没有价值的；也许有些个体还是有价值的,但他们是经过生物学升级改造的“超人”。

　　在他看来,科技的本质是算法,而人和科技之间关系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法相当于是我们的顾问,我们问什么问题,它可能会给你答案,但决策权在你手里；

　　第二步,算法相当于我们的代理人,我们给它一些大的方向和原则,它去帮我们执行,执行过程中我们授权给它,它就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最后一步,算法成为我们的主宰者,我们把一切交给了算法。

　　农业文明的技术和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工业文明催生了人文主义,而进入新的智能、数据和算法时代,新的科技伦理和社会秩序也将因为技术和人类的关系不断偶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