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这仅分别相当于当年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90.0%和54.1%，而且，同比6.8%的增速，也分别比两者低了1.5和4.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总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图1）。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减少，引发不少人对农民工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

　　农民工人口红利不只是“数量红利”

　　回应这一担忧，首先要回答何谓农民工人口红利。流行的观点是，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由此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界定最大的问题，是用静态的视角来衡量人口红利，而并未与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结合起来考量。事实上，当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时，即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也不会释放出太多人口红利，反倒是伴随着大量农民工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时，我国的人口红利才出现了爆发式释放。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固然需要足够数量的劳动年龄人口，但同时也必须以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有效提高作为有力支撑。现实是，目前农民工依然在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因为，虽然农民工总量增速在下降，但农民工总量增长的势头并没有改变。《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工在持续下降，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在持续增加。这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年初在回应“人口红利消失”时提到的，农民工规模仍在增长，而这部分人的充分就业依旧能释放人口红利。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的本质不完全在于人口数量，而更多在于人口做出的贡献大于其消耗的成本。按照这一界定，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担。《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这仅分别相当于当年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90.0%和54.1%，而且，同比6.8%的增速，也分别比两者低了1.5和4.2个百分点。这样的差距，还是在这些年来不少人感慨农民工工资上涨得太快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再加上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对待、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等因素，农民工为城市做出的显性和隐性贡献都是巨大的（图2）。

　　这些因素都说明，无论是显性的人口红利还是隐性的人口红利，农民工一直都在默默做着贡献。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共享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农民工通过些许工资上涨、福利改善等，从自己巨大的贡献中分享了其中一部分——这绝不应当是论证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的理由，而是社会发展进步大势所趋的重要标志。

　　体制机制弊端削弱了农民工人口红利

　　虽说农民工人口红利依然在持续释放，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人口红利。目前看，影响农民工释放人口红利的最大问题，就是其作为劳动力，在社会性流动上的不彻底性，这直接导致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错配、劳动参与率下降等问题。

　　《报告》显示，2018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9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5.0%，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3.2%；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9.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1.1%。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低了近10岁，而且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前者是后者的近2倍。

　　这组对比数据说明，40岁是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分水岭，一旦越过这个年龄，很多农民工选择回流农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出现了明显的此消彼长。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这些行业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要求较高，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从事这些行业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只能退出。

　　而且，由于流入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没有能力和条件实现举家外迁，40岁之后，赡养大多已进入60岁以上老龄阶段父母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双重因素作用下，回流农村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回流农民工来说，不要说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转回了第一产业，即便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其劳动生产率也会明显低于在城市就业，这无疑是显性的人口红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