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群星闪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围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的主题报道要求，为了更好展示70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航天事件和成就背后的故事，中国航天报社策划了“共和国航天往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系列主题报道，从今日起在《中国航天报》及新媒体上陆续推出。

　　“我出去读书时国内还没统一，回来时已经统一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从我出生时起，国家就一直在混乱中，要么是军阀，军阀之间还打内战，要么是日本鬼子侵略，国家支离破碎。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对个人来说，统一就需要建设，统一意味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有可能会实现。”

　　1955年，二战的硝烟散去，冷战阴云密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

　　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临时修改了发言稿，提出“会议应该求同存异”。会议开创了亚非国家独立自主讨论和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先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此时，中国航天事业也在秘密筹建之中，一个叫做“国防部五院”的特殊机构应运而生，中国人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卫星。

　　在暗流涌动的1955年向前瞭望，当建设新中国的集结号吹响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科技星火，都纷纷扑向九州华夏，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1955，在路上

　　1955年，时任大连工学院动力工程教研室主任的王希季副教授，如往常一样把头发梳成三七开，换上一身新式中山装，准备和妻子聂秀芳一起去上海，从大连工学院(后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调入交通大学(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建国初期的大连工学院人才济济，光学家王大珩任应用物理系系主任，电子学家毕德显任电机系和电信系的系主任，造船专家杨槱任造船系主任。

　　王希季在这里如鱼得水，自己先后编写了《锅炉学》《涡轮机》《铸工》等教材，开设锅炉学、蒸汽透平、涡轮机、船舶汽轮机等课程，又用了一年时间基本掌握俄语，与同事杨长骙、殷开泰一起翻译苏联教材《船舶汽轮机》。学院建新校舍，他还主动承揽了一批建筑的全套取暖系统的设计工作。

　　工作刚满五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王希季所在的大连工学院的船舶动力系并入交通大学。不久后，王希季在上海遇到了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杨南生。

　　他俩都曾是系足球队的主力，王希季是行动敏捷的右前锋，杨南生是眼准手稳的守门员。

　　海外学成归国后，王希季去了大连工学院，杨南生到钱学森创办的力学所工作。

　　十几年后的老同学重聚，两人一起为新中国研制液体探空火箭，向太空冲刺。

　　1955年，年轻的梁思礼博士带上短袖收拾好行囊，准备去越南出差，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成年后的梁思礼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先生的影子。

　　这是梁思礼到邮电部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了。他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建发射台、架设天线，给新中国建立国际广播电台。这次出差是新中国为兄弟国家做援建，帮越南建设“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梁思礼他们仅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胡志明主席为他们颁发了勋章和奖状。

　　在越南没有多做停留，梁思礼便匆匆回国了。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姑娘赵菁(原名麦秀琼)，他们在研究所的周末舞会上相遇，一起跳了一支圆舞曲。姑娘的眉眼温柔，裙裾翻飞、舞步轻盈。

　　谈起心爱的姑娘，梁思礼充满了爱意：“她聪颖、细心，使我在任何困境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微笑，拥有一颗快乐的心。”

　　从越南回来不久，梁思礼参与制订新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梁思礼基于邮电部的工作经验，对无线电、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设想，还大胆地参与了新技术部分的讨论——《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在讨论会上，梁思礼和钱学森意见一致，在发展飞机还是发展导弹的问题上，他俩都认为：“航空发动机很难搞，需要较强的工业基础，飞机在短时间内是很难研制成功的，而搞导弹能很快看到效果。”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这次规划决定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梁思礼人生的发展方向。

　　不久后，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任院长，梁思礼任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昆明，西南联大与王希季

　　如果问，天才少年家道中落是什么体验？

　　十岁的王希季会盯着小说头也不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