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东省卫健委发布《山东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下称“细则”）的征求意见稿，“细则”在参考国家卫健委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基础上，进行了多处细化，对互联网医院规范运行和准入提出了更高要求，限制基层医院开展互联网医院业务。“细则”多处要求与国家和各省相关规定相比属首次提及，在业内引发热议。

2020年初，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互联网医院借助互联网平台快速反应能力和资源聚合能力，开辟了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国家卫健委更是在今年3月多次发文鼓励互联网医院平台积极投身战疫行动，互联网医院迎来了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和更大范围的用户认可。

伴随着互联网医院市场繁荣而来的，还有相应的行业监管加强。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最先发布了关于规范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三项制度，推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规范化运行。目前，包括上海、海南、宁夏、甘肃在内的省市都陆续出台了本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山东“细则”提出，只有“医院”或者“专科类医院”才能以“增加第二名称的形式”申请互联网医院，明确禁止“社区医院”纳入互联网医院体系，这一限定尚属全国首次。值得注意的是，细则还对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新增了“电子病历三级以上水平的实体医疗机构”的要求。

但“细则”又明确，互联网医院主要业务是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事实上，作为这些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的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医院），恰恰被拦在了互联网医院的门外。这一要求意味着什么？国家卫健委2018年12月发布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和《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标准（试行）》，要求2019所有三级医院实现3级以上标准。“细则”提出的“三级以上”标准，意味着互联网医院成为了三级医院的“专利”。

与此同时，在在互联网医院平台上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医生拉高了门槛：5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而国家卫健委及其他省份的要求为3年。

因互联网医院的特殊性，在进行互联网医院设置申请时，国家卫健委曾在管理办法中明确：可根据情况适当简化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与其他省市的3到4项审批步骤项目，山东则在次环节的行政审批材料多达11项。

一方面提高准入门槛，一方面强调服务基层，这一错位的管理逻辑，让山东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成为了全国“最严”的监管规则，这反映出该地对互联网医院新业态的定位和认知与其他地区存分歧。

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全国互联网医院数量达到269家，众多基层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以家庭医生签约和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和开药等线上线下全流程服务为切入点，成为推进分级诊疗的关键抓手。

顺应国家医改的目标和路径，互联网医院成为各省竞相上马的民生工程。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互联网医院开辟了一系列审批和监管创新，让宁夏成为互联网医院高地和国家示范区；海南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则更进一步，通过政策创新吸引产业集聚，并推行“不见面审批”，吸引了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场。

山东作为人口大省，因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高发的挑战，省级层面对利用数字技术振兴医养健康产业空前重视。去年9月，山东省发布《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2年)》，将医养健康产业作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十强”产业之一，明确提出：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然而，即将出台的“山东办法”则将各省迈出的步伐拉至起点以下，或将让山东医养健康产业规划陷入两难境地。作为最迫切需要通过互联网医院提升能力的基层医院，在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服务上将失去抓手，继续依靠三级医院互联网医院“输血”。

多位业界人士担心，山东抬高互联网医院设置门槛，禁止基层医疗机构开办互联网医院，通过互联网医院扩展大医院服务半径，将令大医院“虹吸效应”持续加强，进一步削弱基层医疗能力。

“互联网医院最大创新在于其平台效应而非依托主体，重大（医院）轻小（基层医院）与国家鼓励‘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26号文’精神相违背，不进反退的监管为各地做出了不好的引导，难免引起业内争议”，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疗信息化专家表示，主管机构可能对打通医院层级边界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