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互联网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既可以照亮现实，也可以照亮未来。当我们回看互联网发展的历程时，就会发现：

它不以个人意志，甚至不以自己的开创者、开创国的意志为发展意志。它只会遵循人类的共同福祉这一要义，而为所有人去服务，这就是科技无国境的根本所在。

作为国家竞争的一种手段，更具体地说作为“冷战”下的军事竞争的产物，互联网自从1969年建立之日起，就成为美国应对苏联的一种手段。苏联之后，它似乎无所不在了。

互联网是以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署的阿帕网为基础的互联互通的网络。早在1968年10月，计划局与BBN科技公司（现为军事公司雷神公司的子公司）合作建成。这就是科学家有国界的根本所在。

互联网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有其历史，更有其人为的发展逻辑。它有许多基础条件或载体，例如电脑（计算机）的发明、例如各种互联协议的创造。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

《互联网简史》 袁载誉著

在《互联网简史》这本书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对“互联网”形成、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伟人”们。因为互联网还算年轻，所以，大部分的“伟人”仍然存活在这个星球上。例如TCP/IP协议的奠基者，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罗伯特·卡恩今年已经82岁了、温顿·瑟夫已经77岁；“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到了2020年也不过65岁。

当然，一些基础性开创者例如范内瓦·布什已经不在了。作为电脑的开发先驱之一；作为“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和执行人；“互联网”的奠基者；计算机行业未来发展阶段的指引者等，他已经作古46年了，享年84岁（1890—1974年）。

约瑟夫·利克莱德也已经去世30年了，享年75岁（1915—1990年）。

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科技的引领者，贡献了很多成就。这一点，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带着“感恩”的心。然而，这些科技如果没有作为“国家竞争”的工具的话，其发展也不会如此迅猛。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其历史发展并不久远。但从其立国到现在，其战略目标设定的能力让人钦佩。1962年10月，美国成立“高等研究计划局”时，它的科研目标就是：专攻未来科技，用以在未来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由此，互联网迅速出现。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工具”，它距离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近的。这一科技成果的发展史中有许多人仍然在见证着它的伟大。

在七八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它确实太新了，未来的发展如何？谁也说不准。这就好比在“马拉松比赛”中，比赛的枪声打响后，头100步领先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胜利者。美国无疑作是“互联网”的“起步推动者”，但未来将会得到更多国家提供“智力协助”，甚至会成为美国那样的推动力量。

马云曾在2017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过，过去的互联网“从无到有（有形的科技产品）”，未来的的互联网将是“从有到无”，变得“无所不在”，没有人能够离开网络而存在。既然没有人能够离开它，那么，任何人也就难以把它“霸道”地割断。

作为科技产品，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

一者，成本的投入与回收以及赚取更大的物质利益的冲动，这就是互联网迅速民用的原因。当科研产品进入民用领域后，它的发展就不在被有国界的、有自我利益需求的创造者所控制，进而成为人类的共同所有；

二者，聪明人永远都是“共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不能永远地推动它的发展，就会被其他人、其他国家追上、赶超。

当一项发明创造，由一个人扩展到一个阶层，进而成为国家、世界共同财产的时候。谁发明的并不重要，而在于发明者能否提供接连不断的智力供应。

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此类历史发明创造也曾有过，我们耳熟能详、经常拿出来作为我们曾经的贡献的案例——四大发明。最明显的当属火药。火药的重要载体火器，也同样由我们发明，但它却成为打开我们大门的新事物。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教训。

发明而未能永久推进它的发展的话，“创造者”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疗伤”的阿Q精神。

同样，英国也有跨时代的科研贡献——蒸汽机。但蒸汽机先由法国的丹尼斯·巴本有了工作模型。然后由托马斯·塞维利兄弟做出了世界第一台工业蒸汽机。最终，在瓦特手中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