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时常来得悄无声息。一位保障行业从业者回忆，她探访过的用户中，有大学生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寝室；有人颤抖着从检验窗口接过病理报告，看一眼便嚎啕大哭；还有一对父母在平静的早上接到电话，对面一片慌乱，“你女儿被车撞了”……

　　一名8岁男孩因重症截肢后，被母亲丢在了医院；一位17岁的少年骑摩托撞倒了农村男童，手术费需要7万元，双方都拿不出，羞愧且绝望的少年便从医院的10楼跳下；深圳的一位母亲跳楼，是想赚得30元万元人身保险金，治疗儿子的脊柱炎；当两人都有癌症，女儿又患红斑狼疮时，一对夫妻决定抽签，一人放弃治疗，为孩子省下治病的钱。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个人医疗费用支出约占医疗总开销的28.8%——这被视为医改的一大成效，此前，该比例高达40.8%。不过与众多发达国家10%左右的数据相比，仍有下降空间。原国家卫计委的一位官员表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42%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人们想尽办法弥补医药费中社会保障所不能涵盖的三四成。目前，在发达国家最常见的方式是购买商业保险，但这种方式在众多国人眼中门槛高，不实惠，覆盖率低。当下，中国大陆商业保险支付医药费的占比仅为4.5%。每10个人中只有一人购买了商业健康险。

　　互联网带来了新的选择。近些年，一种宣称能以更低门槛提供保障的“网络互助”新模式开始兴起。

　　它与传统保险截然不同：不再预收大笔保费，没有资金池；在互联网上组成用户群，只要符合平台规则，群体里一人落难，其余参与者按照约定，必须拿出互助金，风险共担。

　　2016年被称为“网络互助元年”，那一年诞生了300多家网络互助平台。接下来3年中，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起上亿用户，也爆发了破产，清退，甚至卷款跑路等众多乱象，遭监管部门屡次警示。

　　但直至今日，仍有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投身于此。巨大流量涌动下，数以亿计的用户在屏幕端轻轻点击，怀抱对未来的期待，投身这场前途未卜的大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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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水滴公司之前，沈鹏是美团的一名管理者。彼时美团有3万多名全职员工，十几万名外卖配送员，“今天有人受伤，明天有人癌症，后天又有谁家家属出事。”为此，沈鹏在公司内屡次组织捐款，但他发现，筹款额逐渐变低，讨论保险的人则越来越多。

　　讨论的人多，买的却不多。纠结点在于：能返本的储蓄型保险，动辄缴纳几万元、十几万元；一次性购买的商业健康险，一年至少几百元，只要自己不出事，感觉就像“打了水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曾说，保险几乎是金融业最难销售的产品——先掏一大笔钱，却没有可见回报，“回报”发生意味着先有损失。“痛苦”在前，人们潜意识必然反感。

　　“怕得病，可又觉得保险贵。”2016年，沈鹏从美团辞职，创办水滴公司，随即推出水滴互助。

　　他很快从创投基金处拿到了钱。资方的信心在于，从全球维度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7500美元上涨至9500美元，尤其经济由直线增长变为波动增长时，保障行业都会迎来显著上涨。这意味着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些钱，同时对未来开始谨慎，因此谋求保障——这两个模型都与中国高度吻合。

　　这样的信心的确在被印证。2018年10月，支付宝在其客户端内推出相互宝。这项“大病互助计划”为符合条件，遭遇大病或严重意外的参与者，一次性给予最高30万元互助金，截至目前，吸引了8000多万人。

　　“网络互助几乎没有参与门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说，“比起商业保险，它事后均摊，每人每次出资额很少。”

　　在相互宝今年8月上半月的扣款公示中，500人向另外7732万名参与者申请了救助，原因包括癌症、开颅、心肌梗塞等。为帮助这些素未谋面的网友，7732万人，每人拿出了1.47元。

　　相互宝曾承诺，2019年的单人分摊总额不会超过188元。而市场上的保险类产品，以30岁人群为例，一次性给付30万元的重疾险，每年售价至少三四百元，年纪越大保费越高。

　　张卫平(化名)和妻女都加入了相互宝。他出生在河南农村，刚在城市站稳脚跟，没有积蓄，孩子还没上幼儿园。

　　女儿意外从高处摔下，送进ICU，继而进行开颅手术前，张卫平从未将这东西太当回事——在手机上看几项告知，勾选两下，就成了“用户”。之后每半月扣一次互助金，都是几毛钱。以至于术后已有数万元欠账的他，咨询医生时毫无底气：这东西买得太简单，我娃能拿到“赔付”吗？